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探索与影响
2022年05月23日 09: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3日第2411期 作者:王谦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其中,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占有重要地位。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深入展开,有效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发展,也为此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

  文艺大众化进程不断推进

  从晚清时期主张“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寻求适应社会发展、贴近时代生活、接近大众的新的文学观念和形式,是这一时期文学变革的内在诉求。“五四”文学革命摒弃了包括文言文在内的传统文学形式,提倡白话文写作,目的之一是贴近大众,但尚未与大众真正结合。“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将目光转向民众,与社会生活联结得更加紧密。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1931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将文学的大众化确定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提出“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左联”围绕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并依托《北斗》《文学导报》等左翼刊物发表文章,鼓励报告文学、壁报小说、演义、唱本等多种形式的大众文艺创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文艺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士兵成为文艺的主要接受群体。出于动员群众和宣传抗日的需要,文艺界提出文艺通俗化、利用旧形式等主张。广大文艺工作者认识到只有在批判继承旧文艺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新的民族文艺形式,实现文艺的大众化。1940年前后开展的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文学进行调整与改造的尝试。这场涉及范围广泛的论争,引起了文艺界的普遍重视,《新华日报》《抗战文艺》《大公报》《新蜀报》《文学月报》等刊物纷纷发表相关文章,展开热烈讨论。论争中出现的许多关于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观点,对正确认识和解决此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回答了革命的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指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从此,延安文艺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展现出新的风貌。

  各文艺形式成就卓著

  在《讲话》的号召和倡导下,延安文艺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艺创作实践,《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兄妹开荒》等一大批作品都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产生的。

  作为《讲话》后结出的“第一颗硕果”,小说《小二黑结婚》实现了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受到广大群众喜爱。小说创造性地采用评书体形式,大故事套小故事,首尾呼应,结构脉络清晰,情节引人入胜,通过讲述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与农村封建残余势力斗争的故事,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荷花淀》等,也都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洋铁桶的故事》在《边区群众报》连载发表后,先后在解放区印行七个版本。《吕梁英雄传》也获得很大成功,小说出版后“风行各地,翻印了若干版……去年单在天津一地,就翻印了二万五千部,等于过去文人出了十四五版的集子(以二千部为一版计)”(袁珂《读〈吕梁英雄传〉》)。

  在《讲话》的指引下,延安的诗歌创作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诗人自觉追求语言的简单质朴,以口语、方言入诗,热情洋溢地歌颂解放区崭新的生活和伟大的劳动人民。李季创作的民歌体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长诗以信天游形式写成,运用大量比兴手法,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将民间爱情故事纳入革命叙事,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们庄户人。//一杆红旗要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快马上路牛耕地,/闹革命是咱们自己的事。//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太阳出来一股劲的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这段王贵对李香香说的贴心话,运用“红旗”“快马”等贴近生活的事物,形象鲜明地表现出革命与百姓之间的紧密联系,表达了王贵想要“长远闹革命”的坚定决心。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诗人将从大众中产生”,“诗的语言、形式、风格,将由大众化运动的实践中,带来了变化与改造”。(艾青《开展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

  除文学创作外,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也在这一时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43年,“鲁艺”师生组织了秧歌队,以传统戏剧为突破口,吸收和借鉴民间艺术资源,演出新秧歌剧,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新秧歌剧吸收了民歌、民谚、旧秧歌舞、旧秧歌剧、地方剧、话剧的成分,以军政民团结、对敌斗争、组织劳动力、改造二流子、增加生产、破除迷信、提倡卫生等为主题,“在每个秧歌剧里,工农兵群众都成了主角”(艾青《秧歌剧的形式》)。

  在新秧歌剧发展的基础上,新歌剧的创作实验开始兴起,出现了《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等优秀剧目,其中《白毛女》的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白毛女》的音乐综合了山西秧歌、河北民歌、地方戏曲等曲调。因创作者听了《白毛女》的故事后联想到表现封建社会女孩悲惨生活的歌谣《小白菜》,所以前三幕喜儿所唱的调子大多根据《小白菜》改编。杨白劳在外躲账回来后所唱的《十里风雪》《扎红头绳》根据山西秧歌《捡麦根》改编,曲调从缓慢低沉逐渐过渡到欢喜活泼,表达了杨白劳在外的艰难及和喜儿相聚时的喜悦之情。第四幕喜儿逃出黄家后在山庙里靠偷供品为生,碰到来避雨的黄世仁,面对仇人喜儿所唱的《恨似高山仇似海》,使强烈的阶级仇恨在这一刻爆发,曲调综合了河北梆子及山西梆子等地方戏曲,旋律由低渐高,情绪由弱到强,将喜儿的悲愤层层宣泄出来。《白毛女》取材于民间,根据流传于晋察冀边区一带的“白毛仙姑”故事整理创作而成,创作者对民间传说进行了改编,将主题提升到歌颂新社会的高度。该剧唱词朴实生动,具有口语性,符合大众审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表达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主题,成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典范之作。

  当代文艺繁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得到进一步贯彻。革命通俗文学开始勃兴,“英雄传奇”成为重要的文艺形式,满足了大众的阅读趣味,出现了《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优秀作品。《铁道游击队》塑造了众多行侠仗义、英勇豪爽的英雄人物,加上曲折的故事情节,颇受读者喜爱。

  评书、戏曲等曲艺艺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老一辈曲艺艺人通过整理改编旧作品,使之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反映现实题材的新编作品也取得一定进展,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剧目脱颖而出。昆曲《十五贯》的成功改编体现出文艺工作者对大众化、民族风格的追求,成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经典样本。

  新时期以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仍是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之一,出现了大量反映群众心声、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随着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介的发展,很多文艺经典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满足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也使这些经典文本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在《讲话》的指引下,本着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原则,文艺大众化实践结出了丰硕果实,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当代文艺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从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汲取养分,寻找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才能创作出反映大众关切、打动人心的优秀作品,促进文艺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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