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实行朝集制度，地方州郡长官及上佐轮流担任朝集使，每年入京朝觐述职。朝集使在京参加元日大朝会等礼仪活动，在维系唐朝中央与地方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天下尽裂于藩镇，朝集制因无法适应全新的藩镇体制而退出历史舞台。藩镇长官节度使取代州郡长官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代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汲汲于入朝活动，甚至终身不入朝觐，而是通过设置驻京机构——进奏院，与中央进行日常事务的沟通。朝集制的消亡使得地方长官的朝觐活动不再具有制度约束，京城常驻机构的设置则让地方长官亲诣朝阙的必要大大降低。在此背景之下，节度使的入朝成为观察唐代中央政府与藩镇关系的重要视角之一。目前，学界对节度使入朝虽有关注，但大多孤立地将入朝活动本身视为藩镇归顺的政治信号。其实，唐代节度使入朝后，还要参加各种礼仪活动。这些礼仪活动的举行，让节度使的入朝成为唐代中央政府重构统治秩序的重要契机。
廊参、正衙见谢之礼。唐制明确规定，节度使“入朝未见，不入私第”。（《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据《唐会要》卷25《杂录》记载，节度使入朝后，须于“初朝谢日，先就廊下参见台官，然后赴正衙辞谢。或有于除官之日，及朝觐到城，忽遇连假三日以上者，近例便许于宣政门外见谢讫。至假开，亦须特到廊下参台官者”。可见节度使面圣之前，须在廊下参拜御史台官员，是为“廊参”。若遇朝廷连续假日，则须先至宣政门外见谢，并须在假期结束后再行“廊参”之礼。御史台是唐代监察机关，节度使参拜御史台官员，“应看作是尊奉朝廷接受监督和遵守法纪的一种表示”。（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廊参”之后，节度使赴正衙行见谢之礼，并行拜舞之仪。元和十四年（819），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之时，于“拜舞之际，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旧唐书》卷156《韩弘传》）
廊参以及正衙见谢之礼举行于宫城正衙。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帝王主要听政于大明宫。大明宫正衙为宣政殿，但入朝节度使很少于宣政殿行见谢之礼。长庆二年（822），河东节度使裴度入朝，对谢于麟德殿。咸通四年（863），义武节度使康承训入朝，则是对谢于便殿。大明宫中的“便殿”有可能是紫宸殿或者延英殿。大明宫内以含元殿为外朝、宣政殿为中朝、紫宸殿为内朝。延英殿位于宣政殿以西、紫宸殿西南50米处。麟德殿则位于太液池正西。这些宫殿均比宣政殿更靠近内廷。
唐代帝王还会把节度使入京之初的朝见之仪，从宫殿之内搬演至门楼等处。唐代宗广德二年（764），郭子仪入朝，于安福门楼行朝见之礼。唐代宗将宫殿之中举行的朝见礼仪，搬演至门楼之上，一方面是为褒扬郭子仪之功，另一方面是在利用安福门楼空间的高敞开放，借助郭子仪来朝重塑朝廷权威。乾宁二年（895），静难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镇国节度使韩建“各率精甲数千人入觐，京师大恐……昭宗御安福门以俟之，三帅既至，拜舞楼下”。（《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唐昭宗此时将朝见之礼搬演至安福门，当是利用门楼的上下高度差及其空间的开放性，一方面向三帅展示皇权威严，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向京城士庶展示君臣秩序，确保京城社会稳定。
朝会之礼。节度使在京之日，须参与朝廷举行的各种朝会。大中三年（849），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便于元正大朝会之时，“朝贺在廷”。贞元年间，唐德宗曾规定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朝群臣，要求入京的地方官员参加。《通典·宾礼二》记载了唐德宗时规定的文武百官朝谒班序：“中书门下，供奉官，若入閤，即各随左右省主。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通事舍人，若横行参贺辞见，御史台、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可见，入朝的节度使不仅需要参与朝会，且其班次与其他朝中要员一致，不按官品排列，显示出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唐代的朝会之仪紧张严肃，规范有序。节度使参与其中，从仪式角度体现出地方藩镇服从中央权威。
节度使参加的朝会之礼，根据朝会性质不同，举行于不同的宫殿。元正大朝会在含元殿，朔望朝参则在宣政殿。此外，由于安史之乱后，延英殿逐渐成为唐代帝王理政的主要宫殿之一，入朝的节度使还会参与延英召对。如大历九年（774），河中、邠宁节度使郭子仪入朝，代宗“召对延英”；（《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大中七年，凤翔节度使郑光入朝，宣宗召对延英殿。（《新唐书》卷206《郑光传》）唐代皇帝还会打破“单日视朝，双日休息”的视朝制度，特意于双日开延英殿，召对入朝的节度使。贞元十三年（797），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德宗“特以双日开延英召对”；（《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元和五年，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举族归朝，“故事双日不坐”，但宪宗“是日特开延英殿对茂昭”。（《旧唐书》卷141《张茂昭传》）双日御殿听政，接见群臣，是皇帝的特殊恩典。
宴赏之礼。安史之乱以后，唐代诸帝一般会在节度使入朝之后举行宴会，并广为赏赐。入朝节度使赐宴，是安史之乱后唐代皇帝赐宴渐趋制度化的表现之一。节度使参加的宴赏之礼，起初举行于延英殿、麟德殿等处。如大历九年，卢龙节度使朱泚入朝，唐代宗“宴泚及将士于延英殿”。（《资治通鉴》卷225）泾源兵变以后，唐德宗“每间日宴勋臣于麟德殿……其所领赐，李晟首之，浑瑊次之，诸宰臣及节将又次之，所以褒元功、崇秩序也”。（《册府元龟》卷110《帝王部·宴赏二》）此后，节度使的宴赏之礼便集中在麟德殿举行。如德宗贞元二十年，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入朝，“锡宴于麟德殿”。（《旧唐书》卷141《张茂昭传》）宪宗元和十四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入朝，“宴田弘正与大将判官二百人于麟德殿”。（《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穆宗时邠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军节度使李愬入朝，也是宴之于麟德殿（《旧唐书》卷16《穆宗纪》）。
如若节度使功勋卓著，朝廷还会特准于私第置宴。大历二年，郭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干、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贞元十七年，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唐德宗“令中使就第赐宴，锡赉颇厚”。（《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元和十三年，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入朝，唐宪宗“命中官宴光颜于居第，赐刍米二十余车”。（《旧唐书》卷161《李光颜传》）这些于私第赐宴的节度使，多为在戡平叛乱、稳定社稷中立有大功者。将原本在大明宫内举行的宴赏之礼转移至外郭城节度使私第举行，既是彰显其功绩的重要方式，也是朝廷对其进行安抚笼络的途径之一。皇帝使臣携带宴赐物资，从宫城出发，经过外郭城内街道，到达节度使宅第赐宴。宫禁之内的礼仪溢出宫墙的阻隔，深入京城社会，也让赐宴之礼凝聚的统治仪序得到最大化的展示。
除去以上主要礼仪活动之外，入朝节度使还需参加朝廷的其他礼仪。贞元元年，唐德宗举行南郊亲祭大礼。此时入朝的河中节度使浑瑊、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山南节度使严震、同华节度使骆元光、邠宁节度使韩游瓌、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奉诚军节度使康日知，一并在南郊侍祠，全程参与此次大礼。
综上所述，朝觐属于君臣之仪，帝王主要起居于宫城之内，所以唐代节度使入朝后的礼仪活动主要位于大明宫的宫殿之内，且以内廷宫殿为主。这与安史之乱后唐代帝王在大明宫内的理政空间渐趋“内廷化”的趋势一致。在特殊情况下，节度使的礼仪活动会突破内廷空间限制，由深邃封闭的宫禁扩展至高敞开放的门楼以及外郭城京城社会。礼仪空间限制上的调整突破，大大扩展了礼仪活动的参与对象，提高了礼仪活动的展示效果，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礼仪活动在构建君臣关系与统治秩序中所起到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出文献与唐五代宋初入京地方官员研究”（17CZ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