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学者花了很大气力收集、编辑清代图片，编纂《图典》一类图书。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清史研究，而且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极为有益。

　　发挥图录治史作用

　　有清一代，流传下来的各种史书、文集、档案、地方志、笔记、野史等举不胜举，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正史有《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历朝实录、清代“三通”“续三通”“方略”等；各种文集、野史、笔记、稗乘的种类数目更是相当繁多。档案方面，仅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中央级档案就有近1000万件，各地及海外的官方档案和个人档案更是难以计数。因此，清史研究者穷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对清史研究面面俱到，而只能用自己的方法与手段，完善自己的研究。由此，客观上形成了清史史料研究与运用的三种传统。

　　这三种传统是：（一）以孟森为代表，在研读、分析、比较“正史”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派可称为“正史”派。（二）以朱希祖、谢国桢为代表，在研究和分析野史、笔记、稗乘提供的史实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派可称为“野史派”。（三）以李光涛为代表，主要运用档案、契约文书进行研究，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派可称为“档案派”。这三派利用的正史、野史笔记、档案，实际上就是清史研究的三重证。

　　与上述清史研究的三重证相较而言，运用图录进行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影响也较小。清史专家戴逸十分重视图录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他在领导学界编纂清史时，多次强调要重视发挥图录的治史作用，并决定把图录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五个主体部分之一。清史专家朱诚如更是早在21世纪初主编《清朝通史》时，就专门编辑了十二卷的《清史图典》。2016年出版的由朱诚如、白文煜主编的《清朝前史》也附有大量图片，发挥了图录的作用，引起学界的好评。

　　新编《清史》图录部分共分军制、政制、生产、科教、建筑、社会、文艺、肖像、财贸、民族十大类，附录的图片有6000多张，既为清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又为该书增加了形象性和直观性，有助于人们完整地了解清代历史及清朝的历史地位。

　　以图述史与以图证史

　　《清朝前史》第一卷附有努尔哈赤起兵后所建佛阿拉城遗址的图片。该城建筑在山上，这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古代有神守与社稷守之称。在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祖先有居住在陵阜上的习惯，显示他们的首领一方面是人间的统治者，一方面又是上天的代言人，他们是上天与人之间的媒介，这种媒介在当时被称作“申（神）”，即“神守”。佛阿拉城遗址的图片告诉我们，满族至迟至努尔哈赤时代也很有可能有“神守”之说。这也充分说明了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此外，该书提供的《明末建州、海西、东海女真三大部落分布图》，使读者可以利用此图并结合文献史籍，清晰地了解清朝先世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从而宣告了乾隆帝标榜清与明向为敌国这一数典忘祖言论的破产。还有，从该书提供的《努尔哈赤起兵后所建佛阿拉城遗址》《赫图阿拉内城东城墙遗址》以及萨尔浒大战遗址和书事碑，后金—清兵占领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图片，可以清晰地呈现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进兵路线。

　　以图补史

　　《清史·图录·财贸篇》有多幅有关茶、棉贸易的画面，反映了清代张家口地区中国与俄罗斯贸易的情况。顺治年间，清政府在明代开凿的矮小狭窄、门洞仅容一车一马的张家口西境门之西，又开凿了门墙高12米、底长13米、宽9米的大境门，使之成为万里长城的四大关口之一。大境门的开凿使其成为国内各民族政治上友好往来、经济上进行边塞贸易的边口，以及中俄贸易的交通要道与中转站，以经营对俄出口茶叶、丝绸、棉布，进口毛皮、呢绒、牲畜等商品贸易为主。大境门外，票号、商铺鳞次栉比，使北方的“丝绸之路”达于鼎盛。即使在今天，依然可以于大境门外遗存的商铺了解到昔日的一些景象。

　　《清史·肖像卷》有一幅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的画像，实属罕见。鳌拜对清廷“忠勤戮力”，在顺治年间先后跟随清军统帅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征讨洪承畴率领的明军及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每战都自告奋勇地愿为前驱，战斗时经常冒矢石冲锋陷阵，直前搏战，并亲手斩张献忠于阵上。画像中的鳌拜就充分展现了骁勇善战而又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形象。由此看来，图片为读者增加了形象性和直观性，为清史提供了难得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以往，雍正夺嫡一事颇受人们热议。《清史·图录·文艺卷》有一张康熙十四子允禵墓碑的图片，墓碑两侧各雕刻一条五爪金龙，在清代王爷园寝中仅此一例。这是允禵后代在告诉人们，康熙帝生前是要把皇位传给允禵的。此图片为雍正夺嫡之争提供了一个例证，有助于起到补史的作用。

　　以史为鉴

　　《清史·图录·科教卷》中有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该图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地图。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此图的制成，使中国的地图绘制在当时“走在了世界前列”。然而“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对学界利用包括图录在内的各种资料研究历史指明了方向。据史载，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后将康熙《皇舆全览图》交给了国王路易十四，法国据此图制成《中国新图》，在欧洲广泛出版。康熙《皇舆全览图》与鸦片战争前传教士郭士力等在中国沿海多次“测量”与“考察”活动中形成的资料，使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知己知彼，迅速战胜清王朝，从中国手中攫取大批利益。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铭记。

　　此外，《清史·图录·军制卷》收录了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使用的刀茅棍棒与劣质炸药、鸟枪等杀伤力较低的中世纪武器的图片。这不禁使人产生深思：当社会已发展到了近代，中国包括火药在内的四大发明，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而清军为何在武器装备上大大地落后于西方了呢？清朝崇尚武功国策的失败很有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清朝统治者一再炫耀说：“我朝以武功定天下。”“我国武功，首重骑射。”可见，骑射是清朝武功的核心内容。满族贵族依靠八旗兵、汉军夺取了明朝天下，入鼎中原。但此后，八旗兵完全依赖清政府的“供给制”而日趋腐化，战斗力不断下降。乾隆时期更出现了“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笑谈。而嘉庆、道光二帝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落后情况，反而继续墨守“国语骑射”的国策。嘉庆十八年（1813），清政府一些官员鉴于鸟枪在镇压“紫禁城之变”中起义者的作用，纷纷“请习鸟枪”，却遭到嘉庆帝严厉斥责，并重申“修明武备，各营将士于弓矢刀矛，皆应按照成规，勤加训练，不可重此轻彼，致有偏废”。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这种因循守旧、鼠目寸光的落后心态，招致了鸦片战争在军事上的失败。

　　由上可见，图录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很有可能会形成清史史料研究与运用的第四种传统，即在研究和分析图录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由此，笔者认为图录应该称为清史研究的第四重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组外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