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在该区土山屯村东北的岭地上发掘汉魏时期墓葬125座，于M147号汉墓出土木牍11枚，内容属于不同类别的计类簿书。《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一文公布了《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以下简称《要具簿》）的释文。这份簿书类似尹湾汉墓简牍的《集簿》，为学界了解秦汉上计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簿书中所使用概念的内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存在诸多差异，所涉及的制度性内容亦可补正或拓宽以往的认知。因此，有必要予以辨析。
《要具簿》解题
整理者将《要具簿》称为“‘上计’文书性质的文书牍”。“计簿”亦称“集簿”，胡广《汉官解诂》记汉代上计制度时就说：秋冬岁尽，县要“上其集簿”于郡。秦汉实行两级上计制，胡广所云是对县邑侯国上计郡国的要求。郡国上计中央的具体内容，可从尹湾汉墓《集簿》窥其大概，因为这份簿书“可能是东海郡上计所用集簿的底稿或副本”。《要具簿》记录的事项更加丰富和具体，在事类上远远超出尹湾汉墓《集簿》，这或许是出于郡国管理和考课的需要，而郡国上计中央的内容则相对简化。鉴于此，称《要具簿》属于上计性质的簿书是可取的。比照胡广的记载和尹湾汉墓《集簿》，县邑道侯国上计郡国的簿书亦当命名为“集簿”。然而，土山屯汉墓的文书牍何以名为“要具簿”？这是首先需要检讨的问题。“要具”作为一个合成词，不见于文献记载。居延汉简有“移计余诸员见要具簿●谨移应书一编敢
”（编号26·10）的断简，当为依“应书”的要求上呈某部门的文书，因缺少相关信息和明细，属性不详。走马楼吴简屡见《要簿》的记载，记录的是各粮仓的年度支出或付授的岁计簿书，与县级上计类文书有别。因此，对土山屯汉墓出土的《要具簿》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周礼》书有“要会”一词。《周礼·天官·冢宰》记“宰夫”之职曰：“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贾疏谓“岁会”为一年会计文书；“月要”为月计文书。合而言之，“月要”“岁会”又合称为“要会”。郑司农曰：“要会，谓计最之簿书，月计曰要，岁计曰会。”据此，“要会”即秦令的“执灋上计
（最）皇帝所”的“计
（最）”，汉代称之为“计簿”“集簿”。土山屯汉墓出土的这份堂邑县计类文书，既不称“要会”也不称“集簿”，或许是因为《要具簿》不是上计簿的定本，而是为上计准备的底本，类似现在常说的“草案”。之所以称“要具”，取义应当是这类簿书属于“月要”的年终合计。“要”“会”，其义相同，郑玄注《礼记·乐记》“要其节奏”一语曰： “要，犹会也。”“要具”之“具”，《广韵》曰：“備也、辦也。”可知“备”“具”可互训，“要具”即“要备”，亦“月要”之总计、完备。
从数据中解析历史概念
《要具簿》分项统计了上计的各种具体数据，虽然这些数据未必准确，但我们可以据此分析其指向的历史概念。文书簿涉及赋役制度的概念包括“复口”“事口”“算口”“事算”等，这些概念或见于文献记载，或见于其他简牍，但其含义却与以往的认知略有不同。为讨论起见，列出第一组数据如下：户25700，口132104（奴婢330），复口33094，定事口99010，算口68568，复除罢癃算24568，定事算44003。根据总人口数到事算口数的记录顺序，事口、算口、事算后缀的人口数呈阶梯式递减，在总人口中分别占比75%、52%、33%。这些概念除了固有含义以外，还应是一个年龄段的划分界域。
“复口”之“复”即“复除”，堂邑县“复口”多达33094人，恐怕不能用特权人口来解释，而应当属于不“事”的人口。“事口”之“事”，即“服”也，古注皆谓“服，事也”，引申为“服事”或“所服之事”。赵世超先生认为，商周时期“人皆有服”，“服”的内容包罗万象，大体可划分为“役”和“贡”。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即事于国。那么，哪些人口不需要事于国？从《要具簿》的数据看，指的应当是1—6岁的儿童和60岁以上免征赋役的老年人口。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不具有劳动能力或丧失了劳动能力，不在“可使”的范围。所以，当时才称1—6岁的儿童为“未使男”“未使女”。
“事”即可使，《广韵》谓：“事，使也。”但事口不等于算口，算口比事口少30442口。这说明，这个“算”也是一个年龄段的划分标准，即到了法定年龄就要“算人”。至于何时起算，《汉书·贡禹传》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元帝朝，贡禹认为以往“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建议“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史称“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如此，算口应当包括7岁以上的人口。另据文献及简牍资料的记载，民年15岁以上就要承担“小役”或“小繇”，说明年15岁是起役的年龄界限。由此，算口少于事口的30442口就是7—14岁的“使男”“使女”。起算就要承担国家的赋役，则这个“算口”是包括缴纳口钱、算钱和徭役在内的总口数。其中，7—14岁的使男使女缴纳口钱，15岁至傅籍的“小未傅者”开始起征算赋。
算口也不等于“事算”人口，在算口中减去复除罢癃算才是“事算”口数。由于这组数字统计的是征收的赋钱，所以这个“定事算”口数指的是实际缴纳赋钱的人数。“事算”人口不论男女都要缴纳算钱，其中傅籍至免老的丁男承担常规的兵役和徭役，不包括小未傅和妇女。小未傅者承担“小役”，妇女在常态下不承担国家的兵役和徭役。
从概念中透视相关制度
《要具簿》在“定事算”口数之后，记录了全县的卒数和更卒数。其中，“凡卒”21629人，“罢癃睆老卒”2095人，“见甲卒”19534人，“卒复除
使”1431人，“定更卒”17383人，“一月更卒”1436人。经计算，这组数据中有两处与给出的数据不符：一是“定更卒”数应当为“见甲卒”（19534）减去“卒复除
使”（1431），即18103人，而该文书记载为17383人；二是依《要具簿》的说法“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这个数值就只能是“定更卒”数除以12个月的平均数，按此计算：“定更卒”（17383）÷12月=1448.6，也与牍文所载1436人不符。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笔误来解释，其中一定存在着不为我们熟知的奥秘。
据笔者推测，这两处误差或许都是对后文所载“放流”卒数的处理错误造成的。据文书记载：“民放流不知区处户千卅，口三千二百八十八，算二千七百一十，卒八百廿人。”“放流”在文献中亦写作“流放”，本指流放罪人或贬谪官员，此处当指流民。民虽“来去城郭流亡”，但户籍仍在县乡存档，因为“放流”卒已脱离乡里控制，“定更卒”是不能统计其中的。所以，“定更卒”要减去放流卒数，即“见甲卒”（19534）减去“卒复除
使”（1431）减去“放流卒”（820），即17283人，而抄手误作17383人（为原牍错抄或误释，暂时无法定夺）。尽管如是说，不论“定甲卒”是17283人还是17383人，除以12个月都与“一月更卒”（1436）不合。原来，在“定甲卒”中还包括“三老官署员五十三人”，按制度规定，县三老“复勿
戍”，“官署员”即所谓“府史胥徒”，诸如卜、祝、学室弟子、守府等，牍文将其列入“一岁诸当食者”之中，亦即“月食者”。由此，堂邑县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实际服更卒之役的卒数还要减去“三老官署员”，即17283（定更卒）减去53（三老官署员），等于17230人，除以12个月，为1435.8，正合“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么以往对秦汉兵徭制度的一些看法就应该重新认识。按学界约定俗成的说法，“更卒”被解释为徭卒在本郡县所服一个月的徭役，即董仲舒上疏所谓“月为更卒”。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应当予以检讨。以戍徭论，岳麓书院藏秦简有“戍者月更”的用法；以兵役论，“楼船士”被统计于更卒之中。可见，丁男无论服徭役还是兵役，都采取“更”的形式，自然也都可以称“更卒”。为解决秦汉兵役的役期和服役者身份问题，笔者曾提出一个假说，认为秦汉时期兵、徭合一，普通丁男只服一年的屯戍兵役，材官骑士一生要服二年兵役：一年在地方服役，称“材官骑士楼船士”；一年到京师屯卫，称“卫士”。《要具簿》将“楼船士”单列，既统计于“甲卒”数据之中，也统计于“更卒”数据之中，但又与普通“甲卒”和“更卒”有别，享受“月食”待遇。这不仅补正了以往的认识，而且提供了新知，即“楼船士”属于“月食者”。
当然，《要具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其中记录的“一月更卒”数为堂邑县本年度实际征用更卒的月平均数。这种统计方式和书写格式，与荆州纪南松柏47号木牍的《南郡卒更簿》明显不同。《南郡卒更簿》应是所属17个县道侯国上计内容的汇总，其书写格式是分项记录各县的卒数、更的次数、每更用卒数等。但是，《要具簿》仅有“月更卒”的平均数。两者的区别究竟是地区差别造成的，抑或西汉中期以后的徭役制度发生了变化？需要进一步探讨。
简牍资料的大量发现，在秦汉史研究中开创出越来越多的“新学问”。尽管这些新学问不能从整体上改写历史的脉络和结构，但在衔接历史缺环、填充历史空白、纠偏历史认识等方面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历史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已有的知识和对历史的感悟，对这些历史“碎片”通过假设的方法，或许还是可以拼接起来的。尽管如此，一些假设毕竟还缺少证据链上残断的缺环，所提出的看法有待进一步证明。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