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关于唐诗的批评术语中，“晚唐”与“初唐”“盛唐”“中唐”作为“四唐”说的重要组成，占据着重要地位。无论是对唐代特定时期诗歌的讨论，还是对后人效仿晚唐诗歌的批评，晚唐诗观在唐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史中一直绵延不绝。

　　晚唐诗观的诞生及内涵

　　“晚唐”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产生于宋代。宋代诗学中，“晚唐”的说法大约出现在北宋中后期。在此之前，与之相关的说法如“唐末”“唐季”“唐之晚年”“唐晚”等，为“晚唐”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晚唐”之说盛行后，“唐末”“唐季”等说法仍并行不废，而且因与“晚唐”的意义基本相同而通用。

　　“晚唐”之说的通行大约在南宋后期，这与彼时诗坛风气有关。当时“永嘉四灵”（以下简称“四灵”）学习以姚合、贾岛为主的唐人诗而风靡于世，并有诗风与之类似的江湖诗派盛行一时，论诗者多称之为“晚唐”诗风。不过在宋人的论说中，“晚唐”指示的时间段并不统一，显示出其内涵一直处在变化中。

　　宋人晚唐诗观的内涵，约可从时间、人物、体裁、格调数端予以分析。晚唐包含的时间段，其终点很明确，关键在于起点的确认，但宋人一般很少明确指出晚唐的时间起点，而通常以列举晚唐诗人的方式来论述。

　　就哪些诗人可归入晚唐而言，宋人对“晚唐”的论说经历了从泛论到确指的过程。大体以南宋后期“四灵”的兴起为分界，此前多泛论，此后多确指。以五代至北宋时的孙光宪为例，他一方面谈到许多晚唐著名诗人，如陆龟蒙、皮日休、罗隐、吴融，他们活动的时段大多从懿宗咸通年间开始，历僖宗、昭宗以至哀帝，时长约五十年。另一方面，孙氏又明确点出了“唐末”与咸通之间的关联，“唐末”获得了具体的时间规定性，并为后世部分论者所沿用，如计有功《唐诗纪事》颇取孙说，苏轼列举的吴融、韩偓、司空图、贯休、齐己等唐末诗人，也主要活动于咸通之后。不过，沈括所说的白居易、杜牧等人，张耒所说的孟郊、贾岛，也都被划归晚唐，时段则又有在咸通之前者；杨万里论及的晚唐诗人，除了同乎前人的陆龟蒙、吴融、韩偓外，还有陈陶、李咸用、黄滔、李商隐等人，其所论的晚唐时段也不都在咸通之后。

　　“四灵”兴起后，时人称其为晚唐诗派。“四灵”师法的晚唐人物，以姚合、贾岛为首，故而这一时期的“晚唐”之说较多，所指涉的人物多与姚合、贾岛相关。如方岳所说的“晚唐诸子”，有“（与贾岛）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蠙、李频、刘得仁”。又如姚勉《赞府兄诗稿序》云：“晚唐诗姚秘监为最清妙。”在今天的唐诗观念中，这些诗人里姚合、贾岛都是被归为中唐的，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晚唐诗人的代表。

　　在宋人观念里，晚唐诗体裁以绝句和五律为代表，这与宋人的诗学取向有关。杨万里认为，“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四灵”也喜爱绝句，但更以五律为晚唐诗之佳者。他们编选的《二妙集》《众妙集》及自己仿效而作的诗中，五律占大多数。江湖诗派也是如此。

　　关于晚唐诗的格调，宋人多以“格卑”目之。欧阳修说郑谷“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格卑”的论断，在“晚唐”之说兴起后，常常逸出郑谷一人之评而扩展为整个“晚唐”诗坛的标签，如叶适记载其友人王木叔贬斥晚唐诗“格卑而气弱”。至于吴可谓“唐末人诗轻佻”，陆游谓晚唐诗“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张镃谓“不局晚唐脂粉路”，都是对晚唐诗“格卑”的具体化论说。

　　尽管“晚唐”的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宋人那里有所变化，但其指向唐朝衰败的末期则是无疑的。这段时间内的诗歌，不论是绝句还是律诗，有着诸如俚俗、粗鄙、绮靡无骨等多种诗病，所包含的人物有姚合、贾岛、李商隐、罗隐、吴融等名动一时的诗人及诸多不知名的作者。因其时世之衰败、诗歌之衰飒，故诗论家对于晚唐诗歌多有不满。

　　否定晚唐诗歌的批评指向

　　尽管有宋一代也有论者对晚唐诗表示赞同，但批评是主流。从宋人批评晚唐诗的具体指向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诗衰与世衰。从诞生之日起，晚唐诗便伴随着批评和否定。如孙光宪对唐末诗歌在艺术水平和价值取向上予以消极性评判，并将晚唐诗与唐末乱离时世关联起来。因此，诗衰与世衰成为否定晚唐诗的最重要缘由。宋末俞文豹批评道，“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范晞文也发出“文章与时高下，晚唐为何时耶”的质问，可谓已执明人冒愈昌“读晚唐史，觉干戈云扰，宜酿出此等诗人；读晚唐诗，觉气象流离，宜酿成此等世界”之说的先鞭。

　　第二，缚于五律。在格律方面，宋人对晚唐诗歌多有否定。像赵汝谈认为“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的赞赏之说是非常少见的，更多论者与刘克庄一样持“姚、贾缚律，俱窘边幅”的批评态度。

　　第三，泥于物象。对于晚唐诗歌描摹物象的特点，赞同者如方岳会为之鼓吹，以为“验物切近”；异议者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贬斥，以为泥于物象。后者是宋代的主流意见。宋初的梅尧臣已有“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的批评，他认为，“唐季二三子”的诗歌拘泥于物象，经年琢磨，格局不够开阔，不足为法。宋末的赵汝回谓“世之病唐诗者，谓其短近，不过景物”。包恢也说，“晚唐体如刻楮剪绘，妆点粘缀，仅得一叶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为奇者，予惧其犹黄钟之于瓦釜也”。

　　第四，雕琢镌刻。晚唐人作诗讲求锤炼，宋人对此早有认识且态度有褒有贬，如欧阳修便对周朴等人“务以精意相高”“极其雕琢”的做法有所欣赏。因为宋人本身也注意诗句的锤炼，如江西诗派即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关于炉锤功夫的讨论。不过，雕琢字句得当固然可取，却并不是作诗的全部。若仅限于此，则难免引人诟病。陈与义认为，晚唐诗人“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之逸步”，刘克庄则批评“贾太雕镌，姚差律熟”。

　　形成尊盛黜晚的批评模式

　　宋人对晚唐诗的批评，对后世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或曰模式，便是将其作为否定性的反面例子，与作为肯定性的正面典型的盛唐诗对举而论。这一模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开始是以李杜特别是杜甫与晚唐对立而论。如欧阳修感慨“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释居简声称“要续李杜三千篇，晚唐不足争媸妍”。随着杜甫在宋代的经典化，杜甫与晚唐诗成为诗论家信手拈来的对立项，如蔡居厚、叶梦得、吴可皆有类似之说。效法杜甫最为用力的江西诗派更是如此，其中黄庭坚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将弊若何？”直接将晚唐诗列为诗学禁忌。陈著劝人“莫向晚唐中入局，须从老杜上加鞭”，陈鉴之亦云：“今人宗晚唐，琢句亦清好。碧海掣长鲸，君慕杜陵老。”即便是嗜好晚唐诗的徐鹿卿，也主张“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虽有并行不废之意，然主次分明，以杜诗为主，以晚唐诗为辅。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占据重要地位。就晚唐诗观而言，严氏此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是确立了盛唐与晚唐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严羽将唐诗分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期。在唐诗的五个分期中，严羽着重拈出盛唐和晚唐，在诗学价值上以盛唐为高，以晚唐为卑；在诗学取向上以盛唐为可法，以晚唐为不可法，由此建立盛唐与晚唐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尽管后来唐诗分期发生了变化，在明人确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四唐”说后，晚唐的内涵与宋人所理解的晚唐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严羽所确立的在盛唐与晚唐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尊盛黜晚的批评模式一直保留了下来。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晚唐诗观的奠基期。宋人的晚唐诗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清论者谈到晚唐诗观，多有直接袭用宋人之说者。如元人方回的《瀛奎律髓》、杨士弘的《唐音》，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胡应麟的《诗薮》、许学夷的《诗源辩体》、胡震亨的《唐音癸签》，清人李怀民的《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等，皆有袭用欧阳修、黄庭坚、刘克庄等人之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宋人对晚唐诗的价值评判及批评模式，成为后人批评晚唐诗的基本框架。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