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儒将张煌言在将死之时留下名句“莫道故人多玉碎，盖棺论定未嫌迟”，这种将功过是非留待身后评判的想法在古代中国颇为盛行。谥号正是王朝统治者依据逝者的身前行止所给出的褒贬称谓，谥法则是隐匿于谥号背后由官方运作的一整套规制。谥法之所以与“盖棺论定”勾连起来，不仅因谥号寥寥数字堪称逝者平生善恶之剪影，更因“谥号唯一”所带来的足以跨越历史年轮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当构建于“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之上的谥法发挥人物臧否功能时，另一种不同的声音——“盖棺论未定”也在历史上悄然响起。尤其是清代，受制于谥法形态变更、专制皇权强化和民间舆论兴起，官方或民间对某人某谥的不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重新评判大幅增长，由此形成清代谥法不容忽视的另一面相。
官方自行更定谥法
谥法起于周代。汉代确立公谥制度，即由官方统一制谥。此后，有鉴于许多承载政治考量的赐谥无法在逝者丧葬以前落实，谥法类型遂突破单一的“将葬而谥”模式，逐步走向多样化——加谥、夺谥、改谥、追谥、特谥。其中，夺谥与改谥较为特殊，均代表帝王对过往予谥——“盖棺论定”之“否定”。与以往各朝慎之又慎的态度不同，清帝多次运用夺谥与改谥，以维护其皇权专制统治。
夺谥，指在逝者有谥的前提下统治者又因诸种原因削夺其谥。为了最大程度地美化皇权、笼络臣工，清廷效仿明朝取缔恶谥，同时又将夺谥推向前端，以此弥缝谥法“惩恶”之留白。清代，夺谥共计16例，大体分作两类。
一是宗室夺谥。例如，多尔衮死后，顺治帝曾尊谥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顺治八年（1651），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冒死奏闻”多尔衮生前罪行，颇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之势。顺治帝随即下旨将多尔衮削爵、撤庙、罢谥、黜宗室。
二是官员夺谥。例如，乾隆帝颇爱沈德潜诗才，曾亲赐诗文“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卒，赐谥“文悫”（取“表里如一”之意）。四十三年，沈德潜因牵涉徐述夔“文字狱”一案，乾隆帝大怒，不仅斥其“卑污无耻”“玷辱缙绅”，还谕令夺谥。这无疑是对沈德潜先前荣宠与褒奖的悉数收回。清代诸人被夺谥的原因虽不可概而论之，却皆与当朝政治相关联。
改谥，指统治者更改逝者原初谥号。努尔哈赤是清代唯一庙谥（即末字谥，评判帝王最重要的谥字）发生变更的皇帝。《清史稿》载：“初谥武皇帝，庙号太祖，改谥高皇帝，累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此番更改实与顺治帝有关。顺治崩逝，汉臣孙廷铨提议“大行皇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同于开创，宜谥为高皇帝”。他们希冀借助“高”谥（取“功德盛大”之意），即开国元君常用庙谥，拔高顺治帝及其汉化倾向的地位，并有意割裂其与关外时期的联系。这遭到以鳌拜为首的满洲大臣反对，他们强势地将顺治帝庙谥定作“章”（取“敬慎高明”之意），而将太祖之“武”谥（取“克定祸乱”之意）改为“高”谥。
此外，清帝还为文、武二圣更定谥号。明嘉靖帝为孔子所上谥号曰“至圣先师”。顺治帝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以表重视硕儒。后来，考虑到大繁至简，又将其改回“至圣先师”。蜀汉后主刘禅为关羽所定谥号曰“壮缪”（取“勇猛果敢”“名与实爽”之意）。乾隆帝改为“神勇”（取“安仁立政”“见义必为”之意），后又更定为“忠义”（取“危身奉上”“制事合宜”之意），使其谥号一步步走向溢美。
民间舆论有别于官方谥法
与官方更定谥号不同，当清代民间舆论与谥法所体现的官方话语出现巨大分歧时，“盖棺论未定”就会悄然生长。历史人物的生前地位愈是显赫，其生死浮沉所带来的另类评说往往就愈加多样。
清帝对“文正”（取“道德博闻”“守道不移”之意）一谥极为看重，仅予谥八例（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与孙家鼐），且全部“出自特恩”。但是，民间却对曹振镛及其获谥“文正”颇多置喙。朱克敬《瞑庵二识》载：“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朱氏强调“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对曹氏的讥讽就更加直接：“庸庸碌碌曹丞相。”而对其获谥“文正”，民间甚至出现“不文不正”之谤——“焉用文，阅试卷偏旁必黜，是以谓之文；奚其正，收炭敬细大不捐，则不得其正”。显然，这与“文正”谥号背后的官方定性大有差异。道光帝认为曹氏“人品端方”“实心办事”，赞其“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可见，官方谥法的“盖棺论定”走入民间社会，极有可能遭到“消解”。
这种与官方谥法有别的民间声音，晚清时期尤为凸显，原因在于近代报刊兴起，人人希冀慨叹时艰的愿望得到极大满足。宣统元年（1909），张之洞去世。清廷以其“公忠体国，廉正无私”，且“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赐谥“文襄”（取“甲胄有劳”“因事有功”之意）。该谥在清代仅有14例，多数赐予军功之臣。张之洞在军功层面乏善可陈，而得以赐谥“文襄”，确属异数。可见，清廷借此褒奖张氏之意毋庸置疑。面对张氏之死，哀鸣声中亦出现不协之音。《申报》发表文章《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指出“公既未尝沉潜新学，所猎取者，不过东西之鳞爪耳；所稗贩者，不过得自东西留学生耳”。《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张相国之定论》，认为“张之洞乃当代之文臣循吏，而绝非卓识之政治家、雄断之外交才也”。《大公报》的文章《对于张相国死后之论定》直言：“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大体来看，张之洞死后“海内毁誉相半，而毁似多于誉”。
盖棺何以论未定
梁启超曾言：“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可见，随着历史人物离世，以谥法为表征的官方“盖棺论定”，偶尔也会在多方作用下不可抑制地演绎成“罗生门”。那么，“盖棺论定”何以“论未定”？
一方面，清朝官方对谥法的自行更定，正是对旧谥“盖棺论定”的全面消解。在专制皇权的保障下，清朝统治者无论是摒弃“不以一眚掩大德”之古训，祭出“夺谥”大旗，抑或凭借“改谥”对谥主功绩作出“再论定”，都是为了将不符合当朝政治理念的人物定性予以修正。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夺嫡”中胜出的雍正帝，为何会大动肝火地将揆叙（与八阿哥胤禩交好，康熙帝赐谥“文端”）夺谥，并勒令改镌墓碑“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至于清帝声称“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不过是敷衍臣民的漂亮说辞而已。
另一方面，当官方、民间不同的声音响起，“盖棺论定”反而演化为“盖棺论未定”。伴随封建统治危机加深，尤其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民间舆论历经清前期和中期的“紧缩”，终在后期迎来“释放”，成为一股对抗封建王朝的新兴力量。而近代报刊的兴起，又为它持续发酵提供了有力支撑。这就使得民间针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声音得以响起。而环绕在官方谥法声音周围的非官方话语，恰恰冲击着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盖棺论定”式的话语诠释。
由此可见，“盖棺”未必“论定”。中国传统士人所追逐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至少就“身后名”而言并非固若磐石。毫不讳言，清代谥法传递出的历史人物定性，随时都会受到来自官方内部抑或民间舆论的冲抵。这种藏身于谥法之中的“变数”，虽使“盖棺论定”走向“论未定”，却可视作对清代谥法的另一种解读。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