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研究历史的，这是考古学者的明确目标。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尺度，如何把握？这是考古学者需要思考的。

　　重建史前史

　　在重建史前史方面，考古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以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为例。该卷主编为苏秉琦，内容除序言与后记外共分四章：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远古时代》用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重建了中国史前史。

　　考古学可以重建中国史前史，充分体现了考古学学科特点：善于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角度的宏观考察，避开了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远古时代》对中国史前史社会发展脉络的全面梳理，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中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农业发明人的传说，神农、烈山氏、弃、黄帝等，不一而足。这些传说人物都是考古学无法考证的。考古学可以确证的是，中国的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南方是稻的起源地。中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且各具特色，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时代的一种推想，五帝的说法也只是后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出来的古史传说。这些古史传说人物也都是考古学难以考证的。严文明指出：“现在还有人提出搞‘五帝工程’，这是不可能的。”（《不懈的探索——严文明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龙山时代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远古时代》将它们分别同传说中的一些部落集团分布地域相联系。这是一种探索，很难确证。仅部落集团的组成、部落集团内部各部落的考证，就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课题。

　　如果考古学缺乏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所有关于考古学文化古史属性的讨论都将陷入歧义纷争的局面。《远古时代》分析了城堡的出现，总结了淮阳平粮台城堡的几个特点：规划整齐、防卫设施严密、有公共下水道设施、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有手工业设施、有宗教活动的遗迹。《远古时代》指出：平粮台城址已经具备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应是政治中心，也可能是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至于平粮台城堡的古史属性，《远古时代》没有考证。为什么？不具备考证的条件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平粮台城堡发掘近年又有了新成果，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李新伟据此推测，平粮台城堡“更像以大型都邑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之下较高级别的军事性聚落”（《东西对峙 何处中原》，《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8日第5版）。

　　探索夏文化

　　探索夏文化是考古界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应当感谢考古界与史学界前辈的睿智，在没有确定夏文化之前，他们提出了“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课题。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从徐中舒的著名论文《再论小屯与仰韶》发表算起，至今已89年了。

　　探索夏文化，离不开二里头遗址。1959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一行在豫西调查“夏墟”。5月16日，在偃师县境内发现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六十多年来发现了宫城、宫殿建筑群、城市干道网、青铜器铸造作坊、青铜礼乐器群、青铜近战兵器、绿松石器作坊等遗迹遗物。二里头遗址是早期都邑遗址。以二里头都邑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原文化区的中心文化。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以上的考古发现与考古研究成果都得到了考古界与史学界的确认，已成定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虽然已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还有学者持不同的学术观点。二里头文化作为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是探索夏文化非常有希望的对象，只是缺乏确证，目前难以定论。面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确证夏文化与重建史前史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无法避开，后者可以避而不谈。

　　确证夏文化，夏代文字材料的发现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潜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徐旭生，将见于商末周初的金文，《今文尚书·虞夏书》的《甘誓》一篇、《商书》《周书》，《周易》的封驳辞，《诗经》，《左传》，《国语》及其他的先秦著作作为第一等古代文献。在探寻史实中，“只敢求其可知者，不敢求其不可知者。所采用的材料，甄选西周、春秋、战国人的早期传说，不敢轻易离析这些传说”。在谈及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时，徐旭生客观地指出：“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主要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笔者认为，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前者为后人的追述，后者为当时的记述。现有的先秦文字材料均为后人对“禹”与“夏”的追述，即所谓历史记忆。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在香港购回的西周中期公盨，该器内底的铭文至多证明了禹其人其事盛传于西周。

　　1977年11月，邹衡首倡二里头文化1—4期都是夏文化之说。在其后的二十年中，他在学术上几乎完全处于论战的状况。直至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全国性会议，才基本肯定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一个学术观点的提出，从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逐渐转变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走过了漫长的论战过程。论战的过程就是学术探索的过程。邹衡在二十年的论战中，坚持的是自己的“意见”，坚持的是自己的“观点”，坚持的是自己的“学说”，坚守的是一种始终不渝的探索精神。邹衡曾经坦言：“我并不认为我的一切论点都是正确的，总有需要修正、补充甚至改变的地方，经过讨论或者论战，会把问题弄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挖掘曾国史

　　曾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曾国史可以说基本上是挖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考古学重建古史的一个成功范例。

　　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安州所献六器铭”条，就有出土“曾”字铭文青铜器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安徽李三孤堆遭受的三次盗掘，出土了“曾姬无卹壶”等成千件青铜器。从1966年京山苏家垄考古发现了“曾侯仲子斿父”铭文铜器算起，五十多年间的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曾侯谏、曾侯犺、曾侯陭、曾侯絴伯、曾侯仲子斿父、曾伯、曾侯宝、曾穆侯、曾侯昃、曾侯得、曾侯與、曾侯、曾侯乙、曾侯丙等一系列曾侯墓，年代跨度从西周早期经春秋时期至战国中期。在一系列的曾侯墓及大量的贵族墓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有铭青铜器，确证了叶家山墓地与庙台子遗址、郭家庙墓地与忠义寨、周台遗址、苏家垄墓地与遗址、义地岗墓群和擂鼓墩墓群及安居遗址主要为曾国遗址遗存；确证了曾国与楚国、邓国等有通婚关系；确证了曾国几百年来疆域范围的演变。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曾国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必将成就一部《曾国史》的问世。

　　总而言之，考古学重建古史切莫简单地与后人追述的文字材料对号入座，出现“历史学者在东方论夏史，考古工作者在西方挖夏文化”的尴尬局面。考古学要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学科传统。古史在尚未得到当时文字材料确证之前，考古发现和研究永远在探索的路上。当然，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允许假说或推测。但是，任何未知的假说或推测，必须在已知的基础上进行探索。例如，未知的夏文化必须在已知的商文化基础上进行探索。如果任何未知假说或推测是建立在未知的假说或推测基础上，南辕北辙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