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冲突、生态、移民、传染病等问题，维持正常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近日，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国际法教授尼科·克里施（Nico Krisch）于该机构旗下的全球网撰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可能重塑国际组织格局，并给全球治理带来一定挑战。

　　全球治理面临挑战

　　目前全球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全球治理走向也将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克里施总结了全球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第一是面临资源紧缩。世界各国为应对风险，将价值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或欧元的资产投入经济救援和刺激计划中，未来将承担较大的债务负担。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只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内部而非外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更多援助。

　　第二是面临反国际主义。在过去10年中，由经济低迷带来的挫折感经常在民粹主义政治中表现出来，通常以右翼民粹主义的形式体现，并带有大量的反国际主义色彩。未来围绕国际组织的有关争议会进一步增加，尤其是联合国难民署、欧盟等支持外来人口的组织。如果各国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以维护本国经济，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等捍卫自由贸易的机构也将面临更大冲击。

　　第三是转向停滞和非正式状态。资金减少和保护主义盛行，会限制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还有可能破坏全球为加强国际合作所作的努力。未来各国要在特定议题上形成新的合作倡议，或只能在较小范围内开展合作，或通过非正式组织或条约开展工作，在一段时期内这种趋势将不断加强。

　　全球性问题需全球应对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媒体与技术教授马克·库克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人类面临的唯一危机，人们需要一个永久的、超国家的解决方案。气候变化这一更大的全球威胁尚未消失，而技术、战争等其他挑战也很容易演变成全球性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全球治理并为此建立适当的超国家组织。

　　有人担心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全球治理困难，或者全球治理会消除文化差异、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库克尔伯格认为，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作为反对全球治理的理由完全没有说服力。从国家层面看，尊重文化差异和归属感、寻求共同治理基础的挑战虽然存在，但并不影响国家层面的整体治理。从国际层面看，人们已经能够以共同的原则与价值观聚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关于此类伦理层面的哲学问题，不应与那些影响人类团结的实际挑战和作为合作基础的政治现实混为一谈。

　　事实上，越是困难时期人们越容易找到合作基础。库克尔伯格表示，气候变化或疫情发生，使人们意识到共同利益的价值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互相联系。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理解“蝴蝶效应”的意义，这也是推动国际化发展、加强全球治理的好时机。只有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才能更好地造福子孙后代。

　　给予中国更大的话语权

　　克里施提到，未来全球治理的一大趋势是“由西向东”，即中国将在全球格局中占据更多位置。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自身经济发展实力的突出表现，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不断退缩，中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未来这种趋势可能还会得到加强，因为比起欧洲和美国，中国将更快地从危机中复苏。放眼未来，全球在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和其他发展组织应对风险的过程中，要比以往更多地依赖中国的参与。克里施建议要给予中国更大的话语权，而西方国家也要为此做好准备。

　　虽然风险中孕育着转机，但也可能把人类引向危险。克里施表示，为了更好地应对人类健康、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世界需要更加强大、运行更加良好的全球治理机构。此类机构不仅需要具有独立性与丰富资源，还应实行问责机制，从而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目前，全球治理正面临疫情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志同道合的行动，使全球发展之路从停滞与破坏转向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