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妻书是敦煌文书中的汉文离婚契约，其时代大约从唐代中期到北宋初期，即8世纪初至10世纪末。在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共收录了11件放妻书。其中，离婚书样文有：S.343v、S.5578、S.6417v、S.6537va、S.6537vb、P.3212v、P.3730v、P.4001、Дх.11038，实际离婚文书有：P.3220、P.4525。《唐律》对夫妻之道描述说:“夫为妇天，尚无再醮”；“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伉俪之道，义期同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不合出之。”这些规定充分说明了唐代普遍宣扬“夫为妇天”的法律背景和社会环境。虽然放妻书在敦煌文书中仅占很小比例，但反映了时人在解除婚姻关系时如何处理财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出具手书以解除婚姻

　　通过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书》，我们可以看出放妻书的一般格式。第一，文书标题。在文书开头部分标明该文书名称、数量，在本例中名称是“放妻书”，数量是“一道”。第二，文书行文。从说教“夫妻之道”开始，往往是套语：“盖闻夫天妇地，结因于三世之中。男阴女阳（原文如此，应为男阳女阴——引者注），纳婚于六礼之下。理贵恩义深极，贪爱因性。生死相守抱白头，死后要同于黄土。”之后交代离婚原因，描述离婚仪式，点明双方离婚之后将各自获得再婚自由、彼此祝愿，交代双方离婚之后的约束和立本文书的原因。第三，立约时间和“押指节为凭”。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书》没有留下具体的立约时间和双方“押指节”画押之处。不过，在P.3730v、S.343v等几件放妻书样文里，都写有“时某年某月某日”，在文书的最后保留了立约时间。

　　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书》所说的家庭贫困、感情不合，虽然比较笼统，但相当实在、有说服力地说明了离婚原因。该文书中的离异，是由女方、女方亲属、女方村中长辈共同商议，最终把男方遣离女方家。

　　《唐令拾遗》辑补条令有：“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皆夫手书弃之。男及父母伯姨舅，并女之父母伯姨舅，东邻西邻，及见人皆署。若不解书，画指为记。（开元二十五年令）”，详细规定了唐代离婚手续。由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书》的案例，可以看出敦煌文书反映了当地对该法令的遵照执行，需要出具“手书”（即放妻书）以解除婚姻。

　　对财产分割一笔带过

　　放妻书是离婚契约的范本样文，好合好散，美言较多，适用于各类离婚情况。其中对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往往笼统表述，一笔带过。比如Дх.11038放妻书样文中，说明“意欲分别，惣不耳三年衣粮”，对夫妻三年生活中财产的使用情况不再计较，也没有详细说明财产分割情况。S.6417v放妻书样文提到：“妻不论三年柴飰（饭），夫休说六载衣粮。”此外，P.3220放妻书样文记载：“随情窈窕，美齐音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药仪。”P.3730v放妻书样文提到：“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上述史料的用意相似。

　　“三年衣粮”指的应该是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所穿用的衣物和所消耗的粮食，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不管家庭财产的消费和使用情况如何，在签订该书面离婚契约时，不再计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消费的家庭财产，无外乎衣、食、住、行四项。关于“住”的情况，不管结婚时女方嫁到男家，还是男方住到女家，原本属于哪一方的房屋在离婚时仍然属于哪一方，一般不会牵涉房屋的争夺和纠纷，故而放妻书不必提起房产问题。至于“行”的情况，对于当时普通家庭的男女双方来说，在家庭财产消费中一般不会占有多大比例，往往也被忽略不计。因此，放妻书常常用“衣粮”指代婚姻存续期间家庭财产的消费和使用。放妻书采用这种比较固定的说法，主要是为了在离婚书面契约中表明态度，即男女双方都不计较共同婚姻生活中的家庭财产使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双方要求离婚的决心。

　　体现当时息讼理念

　　在放妻书的末尾，往往会规定一些约束式条款，防止两人在离婚之后再发生纠葛，以规避纠纷。离婚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书面证明，防止之后夫妻双方有一方反悔，声称婚姻依旧有效。Дх.11038放妻书样文：“自今更不许再来互相搅乱。自今已后，更不许相为（违）。忽若论烈（列）夫妇之义者，便任将凭官断，则之（知）皂帛（白）。”双方分别之后，就不要互相往来，更不要互相搅乱各自的新生活，以免两相分离之后在感情或经济方面再起纠葛。一旦出现旧情（事）重提的情况，只有以放妻书作为凭证，上诉官府，请求官府做出判决，以辨明是非黑白。

　　放妻书之所以明确标出约束式条款，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日后发生纠纷时方便诉讼，而在于约束、警醒夫妻双方：一旦做出了离婚决定，就不要轻易反悔；离婚后若再有纠缠，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中国古代“息讼”观念比较流行，尤其在民事纠纷方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从官府到乡里的共同态度和愿望。放妻书利用这些约束式条款，把之后有可能发生的纠纷消弭在未萌阶段，正符合当时人们的共同愿望。唐代法律对婚姻和离异都有严格规定，既有维护家庭稳定的目的，更是为了社会长治久安。敦煌放妻书的上述约束式条款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息讼”理念，以期规避日后可能产生的纠纷。

　　类似的约束式条款，如S.6537vb放妻书样文：“……忽有不照验约，倚巷曲街，点眼弄眉，思寻旧事，便招解脱之罪。为留后凭，谨立。”离婚双方日后倘若不遵守契约的规定，在狭路相逢、突然遇到的小街小巷中，一方向另一方挤眉弄眼，不论是想眉目传情、追忆前尘往事，还是想重温旧情、旧梦重圆，都是不允许的，会招致“解脱之罪”。

　　在以上所举约束式条款中，既有强调官府的监督执行功能的语句，如Дх.11038中的“任将凭官断”，又有强调以佛教信仰来监督执行离婚的表述，如S.6537vb中的“解脱之罪”（以佛家炼狱为约束来监督执行），P.4525以万劫千生（转世观念）作为约束式条款。可见，儒家伦理、佛教思想对敦煌离婚书面契约产生了深刻影响。离婚书面契约中有儒家规范的反映，把离异称为“放妻”，这说明在父系家族中，丈夫的法律地位高于妻子，儒家伦理经常把婚姻失败归咎于妻子，因此丈夫被赋予遣出妻子的权力。在佛教思想中，讲究姻缘前定，强调“夫妻不谐，无异于猫鼠相争”，从内心深处到实际行动，都提倡、鼓励民众把离婚视为平常事。佛教倡导果报观念，强调离婚双方都有责任，不能归咎于一方。

　　双方亲邻充当见证人

　　如前所述，按照唐开元二十五年《唐令拾遗》辑补条令的规定，丈夫出妻需写清离婚的凭据，离婚需要双方父母、伯、姨、舅等亲属和邻居的见证。

　　我们可以在敦煌文书中的放妻书样文与实际文书中找到案例，观照上述户令在离婚书面契约中的执行情况。比如，P.3730v、S.6537va中的“聚会二亲，以俱一别”；ДХ.11038中的“遂会六亲，以俱一别”；S.343v中的“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这些离婚书面契约都具体提到父母、亲属的在场见证。S.6537vb中的“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明确强调双方的父母、亲属都要参加离婚文书的签署。

　　唐代是儒家伦理法制化的重要时期，婚姻不仅是男女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因此，放妻书作为离婚书面契约，自然需要父母、姻亲签署，才能产生法律效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