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功能，以往较为集中涉及并获普泛认同的诸多具体方面，一般都以其“社会功能”来囊括。窃以为，除此之外，它还有“人文功能”，这一点也不应忽视。而对此后者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其“人文功能”概念的明确运用和直接阐说更是鲜有。将“人文功能”与“社会功能”既并列视之又有机整合，会更利于揭示史学功能的构成实际，增进对它的总体和系统认识。
“人文”对应于“社会”的指意
本文所说史学功能两大类别的词根是“社会”和“人文”。“社会”，作为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的人群，体现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和，涵义相对确定。而“人文”，其涵义则宽窄弹性幅度颇大，并且众说纷纭，没有统一定指。它本源于《易经》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句，这为人熟知。而从今义来看，《辞海》中以“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作释，这显然是非常宽泛的指称。通常则多认定为“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并强调其“即重视人的文化”，这样范围上显然缩小了很多，起码已把价值判断上负面的东西排除，而限于其正面内容。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的不同表述和解释。
鉴此，本文既然把“人文功能”作为核心概念之一来使用，就须首先对“人文”的把握要素有个明确交代：第一，在基点上，要强调它与“人”、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以符合其最根本的要素，并且也是取其正面属性的内容。第二，强调它与“社会”的对应性，“社会”必是群体性的，而“人文”则可涵括甚或侧重于人的个体性。第三，社会现象突出在它的“显性”反映，而“人文”则重在其内在、潜隐、无形的层面，譬如人的心理反应、认知形成、素养和精神的化育等。第四，注意“人文”与“社会”既并列对应又相互关联、交叉、涵容的辩证关系。在这样界定“人文”的基础上，“人文功能”的指意也就相应明确，遂便于与“社会功能”对应而论。
史学“社会功能”论概观
从既往对史学功能问题的研究来看，聚焦之点可以说是在“社会功能”方面。明确带有“社会功能”字样的相关文题经常出现，文题中没有出现这一概念而文中明确提示是围绕它来展开论述的更多。对史学“社会功能”所包括的分项，概要观之，主要涉及其认识功能、借鉴（或曰“鉴戒”，包括“资治”）功能、教育功能、继承功能、传播功能等。对这些，有的是置于并列关系，有的是将某项作特别强调。譬如有把“认识功能”视为史学的基本功能的；有的则将“以史为鉴”（借鉴功能）视为史学的核心价值。对于后者而言，中国传统上就是如此，并且特别强调对世变的观照和现实“资治”。唐太宗“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一语，不啻为后世的口头禅。而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书名本身，就可谓对史学借鉴功能于“资治”专项上的典型表述。当然，时至今日史学这种功能的发挥，在具体内容上相应与时俱进，但其典型的“社会性”不会改变。还有前已言及的史学“社会功能”中的“教育”等项，其功能发挥自然也应主要着眼于其社会性。
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审视除横列各个分项之外，再就是从纵向上探察其时代性、阶段性演变。这由对史学功能的分期考察和热点“转向”的动态关注，就能典型体现。如相关文章当中，有些表明主要是涉及古代的、传统的，有些则在题目中就特别标明“五四时期”“当代”“新时期”之类的时间限定。将这些文章综合来看，就能略知所揭示的史学社会功能在不同时代、时段的各自特点及总体变化情况。涉及热点“转向”者，如有文章特别注意到改革开放后史学功能的“转向”情况；也有关于当代史学应将其“社会功能由鉴戒资治为主转向以教化育人为主”的看法，等等。
“人文功能”有两个组成部分
史学的“人文功能”虽然概念上尚较少用及，但它从古到今应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与“社会功能”有所分别。从大旨上说，社会功能应主要着眼它对社会群体层面的作用，并且最突出反映在与资鉴社会治乱兴衰的关联上；而人文功能，则应该侧重着眼于对个体心理、认知、素质、精神的影响，即使扩及社会群体，也当主要限于社会心理等相对潜隐层面上的效用发挥。这样看来，惯常归结在史学社会功能之内的若干分项功能，事实上难能纯然地唯具社会性，也不免都与“人文功能”的因素牵缠。一是难免涉及反映于个体的相关情形，再就是与心理、精神等潜隐层面的东西密切关联。除注意到上述情况，还尤其需要对应当划属“人文功能”之下的“益智”和“娱情”两个典型分项功能，予以特别提出和论说。
所谓“益智”功能，就是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来增益人们智慧。历史内容浩瀚，无所不包，忠奸善恶，智愚优劣，成败得失，明暗显隐，形形色色，斑驳陆离。人们既可以从其正面的东西中直接汲取智慧的营养，又可从其负面的东西中接受教训从而获得鉴戒，而后一方面无疑也是“益智”。总体说来，所益之智，既包括助益个体人生的“小智慧”，也包括认识社会历史的“大智慧”，这后者，若支配行为而从社会层面上产生效果，便是“社会功能”的发挥，这里是就其“心智”本身而言。无论如何，史学益智可以基于个人特定情况有的放矢，有着很大的自由度和身心潜隐性。这种历史智慧的启迪，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取。培根的“读史使人明智”，不啻为人们广为认同的口头禅，这实际也可视为对史学益智功能的一种表述。
所谓“娱情”功能，是指史学有使人心情愉悦、陶冶心灵的作用。首先需要指出，历史是严肃的，我们当然也应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绝不能将历史随意取作笑料而将其庸俗化、低俗化。这里所说的“娱情”，是指在对历史相关内容妥适理解和把握基础上所获心理愉悦的体验。历史的严肃性并不排除其千姿百态的丰富性，它也有轻松、幽默的内容。当我们读到或听到一则真实而风趣的历史故事，发出会心一笑的时候，这种反应当属史学“娱情”功能的发挥。这当然只是小端之例。从更广、更高的层面说，由史学中获得了所渴望的知识，悟得了世情道理，感受到对自己所遇之事、所临之境看待和处置上的切实帮助，不管所资鉴相关历史内容本身的悲喜善恶色调如何，而悟史者自己无疑会因所得收获激发心理愉悦和安慰。
较之史学的“社会功能”，其“人文功能”更具普泛性。不妨与史学“资治”的“社会功能”比较来说。及至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非当政官员的一般群众，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关心社会治乱，通过体悟历史上相关经验教训，更自觉让自己的言行有利于社会之治，乃至可为施治积极建言献策，但就“资治”的落实而言，最关键的、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在于当政官员的相关意识和举措。可见，“资治”作用的发挥与身份条件密切相关。而“益智”“娱情”就不存在这种身份限制，从高官政要到平民百姓，从鸿儒文宿到普通白丁，都可以享得。当然，其接受、认知历史的手段、途径、范围、层次是有差别的。像知识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阅读来获取，可具有更强的自觉意识和领悟层次。由于文化水平限制而缺乏识读能力者，则主要得通过口传途径获取相关知识，在获知范围以及体悟的自觉性和层次上自然受限，但仍可有其“益智”“娱情”的特定体验和收获。况且，时至当今，不能识读者已颇稀少，而历史知识的传播途径则愈发扩大，民众的接受条件有着巨大改善，接受水平的差异性遂愈发缩小。相应，史学“人文功能”发挥的普泛性程度也更会愈发提升。
相辅相成 互促共进
总之，史学的“社会功能”与“人文功能”，应该视为其两大基本类别。在其每个基本类别之下，又可包纳若干分项，这样构成史学功能的总体谱系。限于篇幅，本文中对其细化分类自无法一一展开阐说。而就它的两大基本功能类别而言，其间显然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由上述对两者概念指意和其间分合关系所作梗概性阐说，便可见知大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明了其相辅相成关系的基础上，还要看到其间可有互促共进、相得益彰的效应。因为“人文”和“社会”两者，只是侧重面不同的分别观照，实际其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贯通，这便是其互促共进的内在基础。并且，在社会层面发挥良效，自更具有群体指归意义。本文之所以没有在社会功能方面特别展开，是鉴于对此已有比较充分的论说，而绝非轻忽其重要性。本文的宗旨，即在强调史学功能两大基本类别的分合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这一贺信有机融通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人文功能”，发人深思。
还需述明，史学功能的正常发挥，须建立在史学存续历史记忆这个最为基础的层面之上，与史学求真存实的要则密不可分。作为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当然应该更具认识上的自觉性，为史学功能的良好发挥，起到自己应有的职能作用。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