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但其中的劳动—技术观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温《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劳动—技术观，探析其中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对进一步深化技术发展史与生态伦理学研究大有裨益。

　　劳动与技术密切相关

　　劳动是发生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活动，其实质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有一定目的的自身活动来调整和控制自然界，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或性质，为人类的生活和需要服务。技术一般泛指基于生产实践经验与自然科学原理的各类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还可扩展为相应的生产工具、相关设备及相应生产工艺流程、作业程序或方法。

　　劳动与技术看似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际上具有内在的相互联系。从劳动的视域看，劳动作为发生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活动，如何调整和控制自然界，如何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或性质，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才能实现。再从技术的视域看，技术作为一定的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或者生产工具和相关设备等，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劳动中产生并被人们用于一定的生产劳动之中。离开劳动的技术和没有技术的劳动都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阐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过程，也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劳动促进了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的效率。

　　劳动与技术使人产生

　　首先，恩格斯阐述了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劳动抑或技术产生的首要环节是直立行走。而猿之所以能直立行走的前提是手足的分工：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那些成群生活在树上的猿的生活方式亦发生了变化，在攀援时手和脚开始从事不同的活动。在平地上行走时，猿开始摆脱用手帮助行走的习惯，逐渐开始直立行走，单凭双脚进行移动。或许，猿开始只是在不得已时才用双脚行走，随着时间的推移，直立行走便成为了习惯。这样，手足分工的格局便已形成。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劳动抑或技术产生的关键环节，是猿手转变为人手。就猿手的功能而言，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树林中筑巢、拿着木棒抵御敌人、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等。经过漫长的进化，猿手变为了人手。恩格斯认为，猿手与人手相比，虽然骨节、筋肉数目和一般排列相同，但是却存在巨大差别。恩格斯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为适应新的动作，人手的肌肉、韧带、骨骼等都有了新的发展，而这些新发展带来的灵巧性又以新的方式运用于更多新的复杂的动作。这样，人手才实现了高度的完善。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手的逐渐灵巧以及脚适应于直立行走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分。

　　最后，恩格斯指出了劳动与技术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而协作又导致语言的产生。这样，劳动与技术及语言一起，使猿脑发展为人脑。与此相关，人的感觉器官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脑和其他感官、意识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劳动、技术和语言的发展。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技术的萌芽也始于制造工具。原始的工具，如古人打猎和捕鱼的工具，不仅包括打猎和捕鱼这两种劳动形式，而且还包括打猎和捕鱼的技术。这里，技术水平越高，劳动的收获往往就会越多。此类劳动导致人类食物结构的变化，这又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

　　正如学会了吃各类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不同气候下生活。人逐渐迁徙到各处可以居住的地面上，这使得新的需要产生：需要住房、衣物等来抵御寒冷、潮湿等不同气候。这使得新的劳动领域及与此相适应的新技术出现，比如建造房屋、缝制衣物的劳动及相关技术等。

　　在打猎、畜牧等劳动及相关技术后，又有了农业劳动及相关技术，还产生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航行等劳动形式及相关技术。进而，商业、艺术、科学等开始出现，社会从部落逐渐发展为国家等形式，与此相关的法律、政治等亦发展起来。

　　消解生态伦理悖论

　　恩格斯不仅阐述了劳动与技术产生与发展对于“创造了人本身”的正效应，而且揭示了其负效应——生态伦理悖论的产生，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首先，劳动与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态伦理悖论的产生，与人的认识局限性有关。恩格斯指出，学会估计我们劳动与技术发展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或许需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期，而学会预见比较远的社会影响或许更为困难。比如，17、18世纪从事创造与制造蒸汽机的人们应该不曾料到，蒸汽机的出现与运用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发生剧烈变化。

　　其次，劳动与技术发展之所以会产生生态伦理悖论，与一些人急功近利相关。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出卖他所制造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而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

　　那么，恩格斯认为应如何消解劳动与技术发展产生的生态伦理悖论？首先，“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其次，“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最后，关于消解劳动与技术发展产生的生态伦理悖论，恩格斯认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恩格斯关于消解劳动与技术发展产生的生态伦理悖论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劳动与技术的关系，正确处理劳动—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进一步推进劳动—技术的健康发展，能够促进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14ZDB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科学技术伦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