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赵君平、赵文成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有一方《唐郭奕冲与妻张氏合祔墓志》，图版编号832。据简介，该墓志2008年春在河南省孟州市出土，旋归洛阳张氏收藏，显然其不是正规的考古发掘出土。2015年西南大学周玲的硕士论文《〈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晚唐墓志整理与研究》对该方墓志的图版进行了录文释读，并做了简单注释，但没有对该方墓志提出任何质疑。其后，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2017年版）也收录了该方墓志，编号11425。近年来，罕见对该方墓志作进一步研究者。据该方墓志首题“唐故中军内阁总判郭府张氏合附墓志铭并序”和志主夫人张氏的卒葬年——乾符二年（875），表明这是一方晚唐墓志。然细读志文，却发现诸多疑点，今详列如下。
墓志首题云郭奕冲为“中军内阁总判”。众所周知，“内阁”作为中枢机构是明朝始置，唐代并不存在。志文载郭奕冲夫人张氏，其曾祖张海，“累赠朝议、通奉大夫”，然“通奉大夫”也不是唐代官称。据《宋史》卷一六九《职官九》，通奉大夫，阶官名，“大观新置”，即北宋大观年间新设置者。明代，通奉大夫为文散官的阶官，《明史》卷七二《职官一》载：“文之散阶四十有二……从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升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清代，通奉大夫成为文官的封赠官阶，《清史稿》卷一一〇《选举五》载：“文职封赠之阶……正二品资政大夫，从二品通奉大夫。”可见，通奉大夫是宋代以降才出现的官称，并一直沿用到明清，其不可能出现在唐代墓志中。又张氏父亲张诩“赠朝议郎、中散大夫、提举定国府”，子郭硕“洛州史部提举判官”，提举官、提举判官同样不是唐代官称。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修订版）“提举”条云：“提举，官名。宋朝始置，提举常平官简称，亦为差遣名目”，其一直沿用到清代。故“提举”官称也不应该出现在唐代墓志中。又志主女婿李迈的官职“修职郎”同样不是唐代官名，《宋史·职官九》载：“从政郎、修职郎、迪功郎，以上政和更定，并系选人用举状及功赏改官。”即修职郎是宋徽宗政和年间新设置的。明代，修职郎为文官散阶之正八品；如此众多的宋代及其以后朝代官称出现在唐代墓志中，不能不说是该墓志的一大硬伤。
又墓志载，夫人张氏“以夫升朝，恩封孺人；以今上登，恩封安人”。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唐代官员母、妻的封号有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和乡君，孺人是唐代亲王的妻妾称号，“凡亲王，孺人二人，视正五品；媵十人，视正六品”。如睿宗肃明皇后刘氏，“仪凤中，睿宗居藩，纳后为孺人，寻立为妃”；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睿宗为相王时为孺人”。故作为普通官员之妻的张氏，在唐代不可能获得“孺人”封号。“孺人”“安人”是宋代外命妇的封号，《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外内命妇之号十有四：曰大长公主，曰长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县主，曰国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硕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安人，曰孺人。”明代外命妇的封号较之宋代做了部分改革，但“安人”“孺人”称号沿袭了下来，“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清代外命妇封号更进一步细化：“文、武正、从一品妻封一品夫人。……正、从六品安人。正、从七品孺人。正、从八品八品孺人。正、从九品九品孺人。武职八旗八品以下、绿旗营七品以下妻无封。后改绿旗营正七品妻封孺人。”可见，《郭奕冲与妻张氏合祔墓志》中的张氏封号“安人”“孺人”不应当出现在唐代墓志中，此为墓志的又一大硬伤。
如志文载，张氏之高祖张申“赠韩城刺史”，但韩城在唐代是县一级行政机构，属同州管辖，《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载：“韩城，隋县。武德七年（624），割属西韩州。八年，自河西县移西韩州理于此，领韩城、郃阳、河西三县。贞观八年（634），废西韩州，以韩城等三县复还属同州也。”结合墓志所处的晚唐时代，张申只能云“韩城县令”，而不得称“韩城刺史”。又志主郭奕冲任“滁州都督长史、赠洛州中军内阁总判”，“滁州”的行政级别、“洛州”的地名均与时代不符。据《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滁州下。隋江都之清流县。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置滁州，又以扬州之全椒来属。天宝元年（742），改为永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滁州。”即滁州在唐代为下州，唐朝未曾在此设置过都督府，故郭奕冲的官称不应该称“滁州都督长史”。“洛州”武德四年设置总管府，“其年十一月，罢总管府，置陕东道大行台。九年，罢行台，置洛州都督府……（贞观）十八年，废都督府……开元元年（713），改洛州为河南府”。故开元元年以后，“洛州”应称为“河南府”。志文又云，张氏“生于闽州”，然中晚唐时期，并没有闽州的设置，按《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陈置闽州，又改为丰州。隋平陈改为泉州，炀帝改为闽州，又为建安郡。开元十三年（725），改为福州”；天宝初年，改为长乐郡，“乾元元年，复为福州都督府”。可见，中晚唐时期该地一直称“福州”，而不是“闽州”。
据日本学者冈野诚研究，一般而言，唐人在言及皇帝、天子、陛下、至尊、皇祖、皇考、皇妣等尊者或长辈时，要空格，以表示尊敬。但该方墓志在高祖、曾祖、祖、父等长辈，以及指代皇帝的“今上”前不空格，反而在第十三行叙述其儿子时，在“子”前空了一格，显得长幼、贵贱不分。另外，该墓志的用字不符合唐代碑石习惯，因为在唐代墓志中，罕见将首题“墓志并序”之“并”写成“並”字者，也罕见将夫妻“合祔”之“祔”写作“附”字者。在纪年月日方面，该方墓志的“乾符二年”虽与甲子年“乙未”相符，但纪日不吻合，十月朔日非“辛卯”，据方诗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十月朔为“庚戌”。此外，该方墓志还有明显的错字，如载志主曾祖“授左朝清大夫，迁潞州上当太守”，“朝清大夫”之“清”当为“请”，“上当太守”之“当”当为“党”等。
概言之，《唐郭奕冲与妻张氏合祔墓志》是一方作伪水平低劣的赝品，因为墓志中的诸多官称（如内阁、提举、通奉大夫、修职郎）以及作为外命妇封号的安人、孺人均非唐代所有，而是宋代以来才出现的；一些行政级别的设置也不符合中晚唐，如唐代韩城不是州一级行政级别、滁州未曾设置过都督府、洛州在开元以后已更改为河南府、闽州在中晚唐时期称为福州等；墓志中的平阙格式以及个别石刻用字不符合唐人习惯，甲子纪日也存在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唐郭奕冲与妻张氏合祔墓志》是伪刻，应该将其从唐代墓志中剔除，以免给将来研究带来困扰。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该墓志的改刻底本，毕竟宋代以来墓志众多，尤其是明清墓志，学界还没有现成的整理成果，故发现底本实属不易。从志文内容来看，该墓志可能是以清代墓志为底本进行的改刻，因为墓志撰者一栏题识“朝散郎朝议大夫上柱国吏部选清秦纪并篆盖”，“清秦纪”中的“清”字，表明撰者可能是一清朝人，而且志文中的官称、外命妇封号也与清朝相符；当然也不排除墓志臆撰的可能性。尽管要找到《郭奕冲及妻张氏合祔墓志》的改刻底本尚需时日，但这丝毫不影响该墓志的伪刻判定，学者引用时须保持警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敦煌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