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化的差异性与变异性，在“还原”人类历史、发现文化原理和社会运行规律、理解人类行为方式、消除族群偏见以及培养文化宽容观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促进世界学术百家争鸣，这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必然，亦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必然。

　　不断创新研究模式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核心是参与式观察，强调研究者长期与被研究对象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以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增加研究的洞察力。

　　中国人类学发展早期，形成了一批成熟的田野调查点，如江村、台头村、凤凰村、南景村和喜洲镇等，这为后来的人类学再调查奠定了基础。1978年以后，这些人类学田野调查点再次迎来了访问者。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章立明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前往欧美及日本等国家留学或进修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人数不断增多，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国内田野点做调查。

　　不过，西方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在调查研究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拥有56个民族的中国。中国老一辈学者没有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是将其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即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既重视历史资源，也重视田野考察。利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来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肯定。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一代民族学学者大多具有海外学习和学术交流背景，他们在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反思，不断创新研究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星亮对记者说，不少中青年学者运用新的方法从事调查和研究，并根据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从结构角度从事研究，有的学者运用象征人类学方法进行分析，有的学者则熔中西方法于一炉，既注重实证，也注重理论分析。当前，我国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如今，跨国或者跨地区流动现象成为常态。在章立明看来，学者的田野工作点需要由传统的固定一点向“多点”场所转化，以将本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她表示，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基于网络而存在的虚拟社区也会成为新的田野工作场所。如何通过长时段关注虚拟社区中的互动现象，来判断虚拟的身体是否到场，以及是否融入虚拟社区等，将成为网络田野工作新的思考对象与探索内容。

　　网络链接、云计算、复杂数据库和计算改变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流动与链接状态下的空间变迁、人际关系嬗变以及文化新秩序，成为新的学术话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表示，我们正在面临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提出的“液态社会”中的文化转变，要理解文化转变中的自我展现和调试。他建议，在关注时间变迁、空间变迁、文化变迁的同时，可以寻找变化较快且有显示度的角度切入。例如，从文化变迁视角，研究互联网对村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包括对村民休闲时间、购物行为、生计方式、社会交往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信息时代的田野调查对象正发生巨大变化。如何使新时代背景下的田野调查更加科学化，是当前文化人类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何星亮看来，面对新形势，既要重视民族志式的调查，更要注重区域比较调查、专题调查和跨文化比较调查；既要继承参与式观察中深度访谈的优良传统，更要借鉴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科学调查方法；既要重视回答“是什么”的描述性调查，更要重视回答“为什么”的探索性调查；既要了解前人的调查资料是否真实、可靠，更要调查前人没有了解到的新材料、新现象；既要调查当地熟悉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更要了解当地人没有意识到的深层次结构、模式、功能及意义等。

　　切实拓展研究视野

　　文化人类学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中国学者在学习西方理论方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以汉族和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田野工作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特点。

　　基于中国实践，提炼原创概念，这是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和探索的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者对摩尔根模式不断进行反思，根据对中国各民族的调查资料，积极进行理论探索，敢于挑战经典著作提出的理论或观点。在民族概念、民族形成、人类社会起源、原始社会分期、母系向父系过渡、亲属制度起源、早期婚姻家庭形式、宗教起源、原始宗教等方面展开多侧面多角度的讨论，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理论、新观点。

　　人类学研究包括微观村落研究、中观族群与区域研究，以及宏观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周大鸣看来，开展视野更为开阔的族群与区域研究，是中国人类学步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他认为，人类学者应该慢慢走出原本的“小社区”，将自己研究的村落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整体之中去考量、审视、思考。

　　为实现这一理想，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积极开展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从最初对西南地区研究调查，到后来对华南地区、珠三角流域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转变。尤其是在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侨乡、侨村以及后来的华侨农场，由于与海外联系密切，使其具有特殊的人类学研究价值。这些特殊的村落、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海外的镜像。通过研究这些华侨农场，来考察海外华人、跨国网络，对侨乡、华侨农场的人文景观、社会文化乃至生存心态所产生的影响，并将其带入岭南文化区域等更大的社会范畴来观察，其中看到的不仅是社会的变迁，更是跨国网络的形成及其对人们生活各方面产生作用的过程。

　　田野中蕴含着深层次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章立明认为，可以从农民与国家、乡村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切入，研究具体社会场域中涵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积极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

　　中国文化人类学自由国外引入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研究。经过40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者到海外进行田野工作，并以此撰写民族志，以期改变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单向路径。从2009年起，云南大学开始把东南亚作为实践海外民族志的首选地，资助学者对越南、泰国、缅甸等国跨境民族进行田野民族志调查。在周大鸣看来，海外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海外做研究，也应该关注在中国的外国人，以一种流动的视角审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事、资源等。

　　伴随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走向海外是当下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的新增长点。章立明表示，基于反思人类学的兴起，西方人类学在田野作业中面临的知识和伦理困境，同样摆在了中国学者面前，考验着海外民族志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具体行动者。从目前来看，深化海外民族志研究要以何种理论来推进知识生产，实现“不同的共同体、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主体能够持续对话的知识条件的形成”的宏图，迫切需要中国学者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文化人类学界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必须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在我们祖先积累深厚多彩的文化资源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宏阔进步不断推进中国学术繁荣发展，作为学术理论大国，我们完全有能力建构出更多丰富世界学术百花园的重要成果。何星亮表示，研究者应该在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大量的民族调查资料基础上，独立地建构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概念、方法和研究范式，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为世界人类学研究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