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它由亚当·斯密于1776年创立，20世纪初传入我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引入苏联财政学。苏联财政学建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以货币关系论为基础，开始在我国逐渐为人所知。货币关系论认为，财政是“国家为了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以建立为进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所必需的资财而利用的国民经济中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简言之，该理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货币关系。从苏联引入的货币关系论及其教科书成为财政学专业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

　　国家分配论占主导

　　在引入货币关系论的同时，我国财政学界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取代旧中国的公共国家观去分析财政问题。这是财政学中国化的开始，并形成了国家分配论。1953年，尹文敬指出了财政的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区别，开始从阶级国家分配的角度去把握和论述财政问题。1957年，许廷星从质疑和否定货币关系论开始，以阶级国家为基点，明确地将财政界定为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即国家的分配关系。

　　相对于货币关系论来说，分配关系观显然更为正确。将财政本质说成是货币关系，难以将财政范畴与其他采用货币形式活动的经济范畴区分开来，而现代经济活动都存在于货币形式之上。财政活动具体表现为收入和支出的活动，即分配活动，说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相对于货币关系论是较好地将财政活动与其他非分配活动的经济范畴区分开来。但除了财政之外，还有多种分配活动，如工资分配、信贷分配、企业财务分配等，财政仅仅只是国家进行的分配。“国家分配论”指出财政是国家分配，就很好地界定和把握了财政这一范畴。因此，国家分配论在我国财政学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逐步脱离苏联理论框架，形成适合中国社会的财政理论模式，以国家分配论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为标志。1964年，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组织在辽宁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讨论会（以下简称“大连讨论会”）完成了这一转变。会上主要有几个关于财政本质的观点，如“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等。其中，国家分配论占据绝对优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国家分配论的基本成型，彻底取代货币关系论成为我国财政学新的主流学派。在发展和完善国家分配论方面，邓子基教授作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又开始财政本质问题大论战。改革开放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学领域出现的社会共同需要论不是以“国家主体”，而是从“社会共同需要”角度去界定和把握财政，引发热烈讨论，陈共教授对此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针对国家分配论的质疑和异议纷至沓来，一些原本被否定或被压抑的财政本质观有所更新，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主要观点包括“社会共同需要论”“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决定论”等。与大连讨论会国家分配论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不同，在这场论战中，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平分秋色。然而，此时计划经济体制尚未被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还没有提出，决定了社会共同需要论没能从市场经济的基点去论证其理论，从而未能根本否定国家分配论，也未能取代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

　　国家分配论之所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就是因为它根本把握了计划型财政的实质，契合了计划经济体制对财政理论的根本要求。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高度统收统支的国家财政制度，是国家对整个社会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计划控制与支配。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财政中的绝对地位，就支撑和印证着财政配合国家计划掌控整个社会基本财力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这是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性质的财政理论。通过论战，国家分配论的思想获得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维持了其在财政学界的主流地位。这一期间，厦门大学等六院校联合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一书于1980年出版，该书修订本于1982年被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批准作为全国试用教材。这是建立在较为成熟系统的国家分配论基础上的财政学教科书，它为国内许多高校所采用。这意味着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完全转到国家分配论基础之上。

　　公共财政论兴起和繁荣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财政学界相应提出了公共财政论和双元财政论。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中国式的公共财政论最终取代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地位。但这与新中国成立前普遍存在于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及其理论有着本质差异。

　　首先，西方财政学本身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极大变化，此时我国重新引入的西方财政学有着全新的逻辑思路和理论体系，并且遵循全新的逻辑思路和理论体系：市场有效论为起点→市场失效论为基础理论→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理论→政府收支……。这也是我国新的财政学的框架体系和内容，它完全根植于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其次，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决定了我国公共财政构建的中国特色。西方公共财政是自发形成的，我国是在政府决定和指导下建成的。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决定了市场经济下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是兼容的。立足于企业是国家的行政附属物还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差异，解答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下不是公共财政，而只有市场经济下才有公共财政。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定义并作了相应的论证，这也是西方财政学所缺乏而财政学所必须解答的最基本问题。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初，叶振鹏教授还提出了双元财政论，这是与公共财政论同时提出的另一种财政理论。所谓“双元财政”，也称为“双元结构财政”，指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相对独立的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活动，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或类型；“国有资本财政”是政府以资本所有者身份对所属营利性国有企业进行的分配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有的财政制度或类型。这一理论指出，我国市场经济下存在的国有资本财政不是公共财政，两者不能相混淆。这一财政理论对于处理好我国市场经济中市场有效与市场失效两大领域的相互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依据双元财政论，我国实行了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立的复式预算制度。

　　构建现代财政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唤相应的财政理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财政新定位，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理论界围绕财政学学科属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坚持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是特殊的应用经济学科，但更多的人认为仅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财政学是不够的，主张从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跨学科视角对财政学科进行重塑，相应地，财政理论有了新的发展。财政“基础和支柱说”，对现代财政理论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更深层面的阐释，基于对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财政运行规律的概括，从而指出这一理论的一般性。现代财政和公共财政并不矛盾，公共财政匹配市场经济，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有学者认为要以公共风险为逻辑起点，探索财政学的新逻辑。此外，还有以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财政学的新探索。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财政学学科发展，更有将财政学上升为一级学科的呼吁。

　　新时代财政理论的发展立足中国，同时放眼世界。与财政新定位相匹配，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但仍然需要财政学界不懈努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能在创新的基础之上推进。解决问题就是创新。面对层出不穷的财政问题，中国财政学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财政理论只有更好地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更全面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财政理论才有生命力，新的中国财政学才能真正构建起来。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