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作为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与优先发展目标，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发展过程。国家治理内在地包含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与市场治理等重要领域。其中，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一环，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治理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政府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即走向“善治”。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既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又是检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角色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协同推进。
以政府治理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共同富裕，“富裕”是前提，“共同”是关键。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削峰填谷”“劫富济贫”，而是更倾向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推进共同富裕，有赖于三种分配方式的协调联动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相互协同。
基础性作用的初次分配。理想的市场总是通过“自由的选择”将人们置于相同的场域，以“可交换的正义”逻辑导向来实现财富的初次分配。在财富的初次分配中：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作为“隐形的眼睛”监督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使每位“经济人”在市场中获取与其投入量相匹配的收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为其发挥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使得社会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实现财富的扩大。另一方面，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总能将每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加总转化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社会价值的创造，这种市场化发展带来的社会整体性进步为共同富裕依托的社会物质基础积累提供了不竭动力。
关键性作用的再分配。每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同人群的资本水平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往往使“可交换的正义”不同程度地失灵，这使得政府必须扮演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再分配者”角色来实现“可分配的正义”。政府调控再分配的政策工具可以着眼于三个逻辑层次：一是通过税收政策来改善结果不公平，其不仅能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和财富之间的悬殊差距，也可以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中发挥调节作用。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克服机会不均等，使全体社会成员皆可获得大致均等的物质基础、精神生活条件，赋能相对弱势群体共同参与社会活动，从而补偿“马太效应”“阶层固化”对相对弱势群体行使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影响。三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兜底少数易返贫致贫户，面对身体疾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转移支付可以为这些社会成员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保障，使其免于陷入返贫风险，从而稳固共同富裕的基础。
有益补充作用的三次分配。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新型的分配机制，这种“由社会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局限性的有效补充，以兼顾效率、公平和自愿的原则来改善财富分配格局。一方面，鼓励优势人群积极投身慈善事业能够有效引导“先富带动后富”，使先富群体的财富更多地从代际传递向横向转移转化，梯度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道德力量的推动和社会责任的引领下，基于自主自愿的第三次分配把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凝聚成巨大的合力，使社会焕发“温情效应”，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以政府治理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行动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轮驱动”，构建由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共同作用的有机整体。
打造有效市场。发挥市场的有效性既不能放任自由、多多益善，也不能全盘洞悉、按部就班，而是要把握一个适宜的“度”。一方面要激发市场活力，避免“无效市场”。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并巩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市场失灵”。发挥政府作用并不是简单地下达行政命令，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以及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因此，发挥政府作用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公平、正义、安全的市场竞争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市场分配的贫富分化，增进共同富裕。
建设有为政府。不同于注重效率的市场以经济效益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有为政府更应兼顾公平，致力于以社会效益为导向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首先，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一是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通过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改革完善房地产税，研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弱化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三是加大对偷税、漏税行为的处罚力度，为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法律保障。其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在内容结构上，构建涵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就业、社保、养老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覆盖范围上，推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倾斜，确保公共服务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在提供形式上，强调因地制宜与方便快捷相结合，使基本公共服务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最后，提升转移支付的精准度。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工具，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转移支付方式。一方面，利用数字化信息精准定位困难地区和困难人群，针对其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集中发力。另一方面，数据监控可以加强资金的日常监管和动态监管，跟踪确保每笔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
赋能有爱社会。内生于社会的三次分配立足于大爱精神和共享理念，本身凝结的价值观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范畴上的可持续性。实现社会力量进行柔性资源分配需要内外双效赋能。一方面要加强外力作用。通过国家鼓励、政策激励以及法律支持引导慈善捐赠、志愿服务、公益文化等事业发展，以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支持拓宽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激发内生力量。将乐善好施、矜贫恤独的中华传统美德厚植于共同富裕理念之中，把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充盈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下共建有爱社会。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