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出“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三稀”矿产资源是稀土金属、稀有金属和稀散元素的简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近年来，欧盟和美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均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规划的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三稀”矿产资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加剧了矿产资源市场主要行为体对“三稀”矿产资源的争夺，保障“三稀”矿产资源安全的主要目标不仅是在于提高资源可供性，更是要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我国对全球“三稀”矿产资源的治理能力。

　　高效利用面临挑战

　　从供应链来看，我国“三稀”产业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多处于中上游开采冶炼环节。全球矿业治理框架下的权力结构安排加大了“三稀”矿企成本风险，居高不下的矿业成本不仅使“三稀”产业规模收益递减，更重要的是当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三稀”矿产资源的经济性耗竭，严重削弱“三稀”金属的比较优势。从开发利用来看，“三稀”矿石总体资源禀赋质量较差，现有回收工艺无法充分利用矿石中的“三稀”元素，极大地限制了“三稀”矿产资源的生产和供给能力。

　　“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随着我国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三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而大多数“三稀”矿石品位甚低，获取少量“三稀”金属需要开采大量矿石。急需探索“三稀”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路径，保障“三稀”矿产资源稳定持续供给。以稀土为例，冶炼稀土原矿过程中，62%的原料成为尾矿，尾矿堆积直接导致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环境问题。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三稀”矿产资源安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其一，“三稀”矿产资源品位低、产业体量小、供应受共生矿种开发利用约束等资源异质性突出，在价格波动方面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加剧了“三稀”矿产资源安全供给脆弱性。其二，在具有资源稀缺性的国际“三稀”矿产资源市场格局下，高度依赖“三稀”资源进口是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短板。以稀有金属钽、铌为例，钽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铌资源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因此，我国受制于“三稀”金属供应国的政策和行动。一旦遭遇危机事件，这些资源将会面临供应中断或价格急剧上涨的风险。其三，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导致资源国对“三稀”金属市场的悲观预期，采取减产行动的同时争夺市场份额是这些经济体的选择，加剧了供给层面的不稳定性。

　　不仅如此，定价权缺失成为限制“三稀”矿产资源安全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三稀”矿企多且分散，在相关产品出口谈判及高端产品引进中处于劣势。“三稀”矿产资源出口呈现出明显的买方垄断市场结构，这些组织以结盟的手段压制我国“三稀”产品出口价格，攫取超额垄断利润。2019年，我国以占世界稀土36.7%的储量供应着全球80%的市场，但出口价平均仅为9.37美元/公斤。对于我国许多稀土生产商而言，稀土价格已接近甚至低于边际成本。此外，现行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主要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这种不合理的权利结构安排使得我国“三稀”矿企属于被治理的一方，在全球“三稀”矿产资源的控制中处于“外围”地位。

　　保障“三稀”矿产资源安全

　　鉴于此，我国应立足自身优势，最大化“三稀”矿产资源的生产和利用效率，对形势进行超前研判，建立国家资源战略储备。通过深度参与矿产资源的全球治理，提升供应链韧性。构建“三稀”矿产资源安全国家战略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提高“三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保障可持续发展。确保“三稀”矿产资源的充分生产和有效利用可以从内部缓解供需矛盾，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更是维护此类矿产资源安全的首要途径。首先，全面促进“三稀”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建立综合利用评价体系，加大对“三稀”替代品的研发和应用，降低对“三稀”金属的依赖。其次，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积极推动实施“三稀”矿产勘查开发“走出去”战略。最后，深化矿产资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三稀”资源高端应用，由资源优势上升为产业优势。

　　第二，优化“三稀”矿产资源供应链，实现供给渠道多元化。我国“三稀”矿产储量和开采成本的限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仅通过提高利用效率来扭转对“三稀”金属的外部依赖状态。因此，优化海内外“三稀”矿产资源供应链成为我国保障“三稀”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在逐步降低进口依赖的同时，展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以国内经济内循环带动全球矿产资源供应链的国际大循环，提升“三稀”金属供应链韧性。

　　第三，深度参与矿产资源全球治理，强化我国对“三稀”金属的治理能力。除了通过政治关系建立“三稀”金属多元供应体系外，还需要深度参与“三稀”矿产资源全球治理对冲外部风险。全球矿业治理模式致力于加强矿产资源贸易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增加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从而实现矿产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增强我国“三稀”矿产资源的话语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行业兼并重组步伐，克服同质化竞争和内耗，推动形成“三稀”矿产资源出口市场双寡头结构。二是依托国内庞大的“三稀”矿产资源消费规模和市场容量，建立行业价格同盟，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三是积极推动能够反映我国“三稀”产业发展利益诉求的矿产资源全球治理规则变革，建立公平的治理成本分摊机制，改变当前“中心—外围”权利结构困境。四是坚持开放、合作、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我国“三稀”产品国际话语权。

　　第四，建立“三稀”矿产资源国家储备体系，增强供给安全保障能力。“三稀”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的建立和择机投放是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应对供给中断等危机事件和保持“三稀”金属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的缓冲器。建立国家储备体系，要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对“三稀”矿产资源的供需状况、开采条件进行资源形势分析。构建安全评价体系，在动态评估的基础上，精确识别危机性高和战略地位突出的“三稀”金属并强化其战略储备。一是将“三稀”矿产资源产品、产地和产能储备相结合，从不同维度保障供给安全。二是明确“三稀”矿产资源储备主体，建立以国家储备为主导，企业储备广泛参与的储备模式。三是根据“三稀”矿产资源的稀缺性进行分类储备，并适时调整储备规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战略性三稀矿产资源供给风险治理机制研究”（19ZDA1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河北工程大学数理科学与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