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近日，英国《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在2021年第1期推出以“发展经济学：恰当或错误的命名”为主题的特刊，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拓宽发展经济学研究视域的建议。

　　重新定义“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故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拉丁美洲地区的政策制定和社会动向，对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完善作出很大贡献。其经典的“依赖理论”对今天的发展经济学学者仍有诸多启示。

　　该期特刊刊登了富尔塔多两篇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但尚未发表过的文章——《欠发达与依赖：基本联系》《经济发展的迷思与第三世界的未来》。富尔塔多在《欠发达与依赖：基本联系》一文中表示，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将部分工作外包给非工业化国家，使国际分工出现变化，这并不能有效促进发展，而是强化了一种异质化的工业化进程。传统经济学家推崇的发展过程，有可能造成经济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加剧全球经济不平等。在《经济发展的迷思与第三世界的未来》一文中，富尔塔多表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经济欠发达国家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自下而上重新思考发展的概念，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英国剑桥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学者佩德罗·洛雷罗（Pedro Loureiro）表示，这两篇文章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演变，呈现了富尔塔多对“发展”一词的批判性理解。在这两篇文章中，富尔塔多对国际发展和全球趋同的前景提出质疑，并试图重新界定“发展”的含义，从而探索经济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潜在路径。富尔塔多呼吁对生产和消费进行分类分析，建议人们从民主角度重新思考发展的概念。

　　创新发展经济学研究

　　美国中北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娜塔莉亚·布拉卡伦斯（Natalia Bracarense）在该期特刊的社论中表示，很多发展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复制西方发展模式是通向繁荣的道路，是解决贫困、饥饿等问题的明确方案。但70多年来，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复制西方模式的尝试，已经被证明不过是“削足适履”。

　　布拉卡伦斯总结了这类尝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缺陷。在理论层面，发展被视为通向某一确定目标（即美国或西欧式的市场经济）的线性过程，发展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单向的。这种理论忽视了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对制度的重要影响。在实践层面，完全复制西方模式使某些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水平急剧上升，引发了暴力事件的增加和大规模移民浪潮。布拉卡伦斯认为，经济学家若盲目开发和设计所谓一体通用的市场导向模式，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专业上，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要重新审视发展一词在当前的意涵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在布拉卡伦斯看来，重新思考社会繁荣的意义并设计实现社会繁荣的方案，是有意义的。要将社会转型视为一个开放的、非目的论的过程，这对于放弃复制、独立地构建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在突破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桎梏、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征程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自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富尔塔多对国际发展和全球趋同前景的质疑，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思考未来发展模式提供了较为科学和理性的视角。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异质性、自然资源禀赋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复制西方一体通用的市场导向模式绝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创新发展经济学研究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张自然建议，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关注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独有特点及未来走向。相关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并进入经济服务化的结构性减速阶段这一事实，这也正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时间窗口。研究的核心支撑点是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研究中，要将与中国类似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发展经济学，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创新，达到收入相对平等，缩小贫富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