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要更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长三角区域应“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长三角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区域与核心地带，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其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目标要放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予以考量和谋划，率先扛起责任、努力体现担当。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新动能
人类文明来源于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协作，加强协作效率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共同体。共同体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一种基于共同情感、强烈认同、统一规范、一致利益基础之上的紧密且有机的联结，是区域一体化的高阶形态与终极目标。长三角区域地域相连、人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经济”系统，也是构建共同体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区域空间。2019年，长三角7个地区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具备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基础。该区域在产业结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城市功能、技术水平、市场化建设等方面，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迫切愿望和内在诉求，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发展层面上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区域共同利益与目标。未来，长三角唯有朝着建构区域共同体的方向，才能形成能级高、辐射带动力强，以及影响力广泛的城市群和高端产业集群。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发展更多还是围绕国际大循环展开的。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低端同构”“市场分割”“两头在外”等现象，内部循环的动力尚显不足，尤其在创新引领、产业合作、对内开放等方面的“主引擎”“二传手”功能明显偏弱。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与区域发展的基本实践来看，新发展格局的重塑应先易后难、由点到面、有序推进。从次序上看，长三角应在巩固和适当拓展国际大循环基础上着力畅通区域“小循环”，并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从长远来看，就是要以“共同体”理念来强化分工协作、整体联动、各扬所长、相互赋能，在产业、创新、生态、开放及文化等层面一起落子、一体推进，把高质量一体化的“硬核”打造得更强大，进而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活跃的新动能。
打造长三角区域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产业共同体是主攻方向。产业循环畅通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针对有效的产业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相对滞后的问题，一是要加大力度共同推进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共同创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框架协议，积极推进数字经济重大联合创新平台建设。二是根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和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进一步整合三省一市优势资源，加强全产业链协同，充分发挥区域产业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联合江浙沪皖等在集成电路、大数据、生物医药、高端纺织、新能源汽车、大飞机、智能制造等领域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链。三是在长三角全域交通一体化背景下，推动产业集群跨区域协作，积极鼓励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等方面接近的产业集群加强交流和合作，实现临近集群间的产业互联、业务互通、资源互助、信息互用，尤其是促进苏锡常、沪杭甬、G60科创走廊等毗邻地区的产业形成跨地区产业链集群。
创新共同体是第一动力。创新共同体的构建是打通长三角在科技创新领域“任督二脉”的关键所在，也是决定长三角在新发展格局中能否占领制高点的核心因子。一是积极推动长三角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和平台共建共享，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力争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推动创新成果“无障碍”转移转化。二是紧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金融中心的历史契机，积极谋划体制机制对接、功能融入的创新联盟、金融联盟等，并进一步充实完善当前“长三角园区合作联盟”等创新合作机制，积极争取扩容“G60科创走廊”版图。三是积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推动人才资源互认共享、社保一体化等工作，建立基于“创新资源”合作的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机制，鼓励支持科技工作者参与协同创新，并积极构建多层次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生态共同体是重要保障。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全方位加速推进的新阶段，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高度重视构建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共同体。一是贯彻系统治理理念，建立跨行政区划协同治理和水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重点跨界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落到实处，并扎实推进太湖等江河湖海水环境协同治理。二是加强污染源管理制度对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执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一体化、一致化，实现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统一。全面推进区域环境信息共享，避免产业转移中的简单污染搬迁，逐步推动区域减排从行政主导向市场化、社会化多元共治转型，共同构建综合生态治理新体系。三是向上争取政策空间、对内挖掘政策潜力，强化改革创新与系统集成，推出一批区域协调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制度样本，进一步放大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引领和撬动效应，共同开辟“两山”理论新境界。
开放共同体是主要联结。打造开放共同体是长三角突出开放优势、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关键之举。一是大力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减少准入限制，提高特别许可准入措施的透明度。二是着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尤其是需要对标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国际标准，在营商环境方面进一步进行规制变化和制度优化。这不仅是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依托，也是激活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机制。三是充分发挥长三角科研设施、创新水平、转化空间等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科技人才、关键设备与产品，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为国内关键技术突破提供必要的国际先进要素与良好的创新环境。同时，要鼓励国内科技人员（机构）“走出去”，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国外一流创新资源，走出一条自主的开放式创新之路。
文化共同体是精神内核。当前，三省一市在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上尚未实现深层次理解与认同，要在区域内打造出文化共同体仍然任重道远。《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的共有基因和精神纽带。聚焦江南文化、展示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对于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以创新的思维、开阔的胸襟、宽容的心态去探讨交流并进一步挖掘江南文化的创新特质，同时注重江南文化的融合发展及其合作机制构建。二是以江南文化重大项目为引领，组织策划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江南文化活动，突出江南水乡文化品牌标识度，突出产业功能和规模效益，共同打造长三角江南文化品牌。三是既要促进江南文化自身的整合建设，又要着力于江南文化与科技、教育、产业创新的融合，以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之道引领文化共同体建设。
（作者系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