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趋势逐渐明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及新时期深化“一国两制”实践新探索的先行区，促进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服务型制造业发展已具备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不仅顺应当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国际趋势和时代潮流，也是“十四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起步早，已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和上下游配套体系，尤其在生产制造供应领域有较强优势。随着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等问题涌现，过去依赖低成本竞争的“卖产品”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向“卖服务、卖解决方案”的新型经营方式转变日趋紧迫。对标旧金山、纽约和东京等地，内地城市在研发创新、品牌营销、专业服务等高端服务领域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企业以现代服务要素增进盈利或附加值能力较为薄弱。数据显示，目前国际三大湾区服务业占比均达80%以上，而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占比偏低，其服务转型进程仍有加速潜力。此外，与全球领先制造业企业相比，大湾区制造业企业服务收入占比和利润贡献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服务化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不仅事关企业自身盈利及国际竞争力，还关系到国际贸易转型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支撑性与示范性作用。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规模的增速趋于平缓，制造业企业增长模式也逐渐从“投资驱动”向“创新+服务驱动”转换。此时，亟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发挥设计、采购、市场营销等中间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关键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生产性服务业蕴含高级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要素，在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其服务中间投入占比提高有助于更充分地演绎“润滑剂”“黏合剂”和“助推剂”角色，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并提高产品质量，也能加强制造业企业“产出/业务服务化”程度，从而全面增强企业价值链获利能力，避免落入“被俘获”或“被压榨”陷阱。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激励有待提高

　　虽然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方面，目前仍受制于服务化转型投入激励不足、服务化转型核心创新能力薄弱、服务化转型政策环境支撑不够、服务化转型高端要素集聚度偏低、服务化转型跨境治理机制脱节等困境，致使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面临服务增值和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比例偏低、服务业务质量品牌效益不明显等瓶颈，制造业服务转型激励有待提高。

　　一方面，企业自主开展服务化转型的创新创业精神不足是服务化转型迟滞的掣肘之一。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推动服务化转型犹如在“尖刀上起舞”。笔者对珠三角城市制造业企业调研发现，受增长路径依赖等因素影响，部分中小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化战略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凭借其早期加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所形成的生产加工和组装生产线以及业务联系仍能分得“一杯羹”，从而甘于成为依靠低成本和要素投入规模经济获取收益的“加工厂”。推进服务化转型需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企业面临服务化转型不确定性风险和维持现状的权衡。由于能力局限、风险规避等因素，企业可能会缺乏足够的激励或动力来推动或深化自身的服务化转型进程。

　　另一方面，企业自身实力和本地制度政策环境也是影响服务化转型进程的关键动因。首先，服务型制造需要充沛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高端要素与之相配，形成相应的资源配置与知识吸收能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较为突出的融资约束，关键领域自主服务设计能力欠缺及高端复合型人才缺乏等经营困境。其次，服务型制造还需地方政府对服务化政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虽然部分大湾区城市逐步出台了服务型制造政策，但就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对企业财政扶持政策体系规定还较为宽泛，偏向于宏观性指导建议，因而成效不甚理想。同时，现有政策通常采用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或项目遴选推荐等方式，中小企业获得实质性资金扶持比例偏低、金额偏少，从而可能会影响既定目标的实现，未来的政策托力还需加强。

　　构建全域性产业生态系统

　　为更好地破解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型制造”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应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企业家、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企业家引领、企业主导运作、政策激励扶持、港澳优势协同”多元联动治理模式，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型制造全域性产业生态系统。

　　一是着力践行新发展理念，强化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激励。在当前全球疫情发展方向不明朗、国内外服务消费和供给端未形成良性循环的闭合链的情况下，企业应树立“双循环”大局观，积极挖掘新兴消费市场的动能。同时，增强企业自主开展服务化转型动力激励，通过适当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占比、变革企业生产和管理运营制度机制、创新信息增值服务等服务化转型举措，增强以满足客户需求提供增值服务获取收入的能力，主动迎接不确定国内外环境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二是着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夯实服务化转型基础实力。企业必须深刻理解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掌握现代客户需求和行为模式，从“卖产品”为核心向“卖服务、卖解决方案”为核心的经营与盈利模式转变，推动构建服务网络化“内外协同”发展格局。一方面，鼓励企业对内“服务投入”，改善服务化转型投入结构及其效率，结合服务自给、服务外包等多元模式，优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人力资源、供应链管理和科技金融等服务质量，以高质量服务投入来提升生产制造效能和管理运营效率。另一方面，支持企业对外“服务产出”，“裂变”专业服务优势，推动业务流程再造，提供研发设计等定制化生产性服务，为社会提供专业化、智慧化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创新信息增值服务。

　　三是着力优化港澳协同联动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依托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等国际开放平台，将港澳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科技金融、信息技术、高端商务等服务优势，与珠三角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优势整合起来，提升粤港澳高端产业合作的质量、品牌与效益。不仅如此，还应致力于完善大湾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政策环境，改善企业服务化转型中所依托的财税、金融、土地、人才、平台等政策环境和配套社会条件。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驱动全球价值链演化的机理与路径”（71803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阈下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发展模式及溢出效应研究”（18YJC790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