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我国正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对外经济活动在带来收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尤其是国际市场冲击下的金融风险。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我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前都会出现资本的大量流入，导致国内投资大幅攀升，特别是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资本大规模反转流出造成货币贬值，并引致经济迅速下滑。可见，金融危机的爆发通常伴随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这种现象在关乎一国国内投资等经济活动之外，直接反映在国际收支构成要素经常账户与金融和资本账户的变动。因此，关注和厘清经常账户与金融和资本账户，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结构的良性发展和变动规律，从而有效应对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基础是了解经常账户与金融和资本账户的结构和相互作用路径。不同理论对经常账户与金融和资本账户之间的作用机制存在相异的观点和结论，从而形成了关于商品和资金流动的不同影响渠道。这种渠道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比如，经典的经常账户跨期理论将经常账户余额视为储蓄和投资决策的动态预期，经常账户不仅体现为净出口，还反映了国外资产的净资本获益。通常情况下，经常账户是一国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如果储蓄无法满足投资的需要，通过资本流入可以弥补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失衡。因此，跨期理论认为，经常账户赤字导致资本流入，从而改变了资本账户。相反，金融体系和资本逆流观点指出，新兴市场国家虽然经济增长潜力显著，吸引了资本流入，但由于其基础薄弱且金融工具欠发达，一旦资本逆向流出，将导致国家收支账户恶化。因此，金融账户的变化会导致经常账户改变。全球储蓄过剩观点则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引致原因在于，随着工业化国家老龄人口的迅速增长，劳动力规模下降，导致资本劳动力比例升高，并造成国内投资机会锐减。由于国内老龄化导致的储蓄增长和投资预期回报率降低，工业化国家为保持经常账户盈余而转向国外贷款。

　　从上述理论观点可知，对经常账户与金融和资本账户的认知应扩展到整体宏观经济框架内。在宏观经济体系中，总需求的构成要素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而总供给体现为消费、储蓄和政府收入三者之和。在政府支出与政府收入相等的情况下，投资与净出口之和等于储蓄。净出口作为出口与进口之差额，代表了经常账户。由此可见，经常账户表现为储蓄与投资之差。自2010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当期值保持了稳定的上升态势，而同期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当期值呈现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整体而言，我国投资规模持续高于储蓄规模，且其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虽然储蓄变动额基本处于正值范围内，历史累计值不断增长，但由于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攀升，储蓄增加额在波动中出现了下滑趋势，从而导致投资和储蓄之间的空间逐步扩大。在对外金融领域，金融和资本账户差额从2010年的巨额逆差逐渐转变为以顺差为主，2018年顺差达到了7231.02亿元，说明金融领域中资金流入规模日趋扩大，流入资金弥补了投资需求资金的不足，维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可见，国内投资需求引导了金融账户资金的跨境流动，金融账户的直接投资等资金流动主要集中于投资领域。同时，深度挖掘和创新储蓄向投资的转换。2019年6月，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87.57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储蓄资产是拉动投资的潜在源泉。推动储蓄向投资的转换，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助于对金融账户的管理。这就要求开拓投资渠道，并扶植有助于储蓄转投资的专业机构，通过专业化分析和技术支持等帮助储蓄向投资资本转移。

　　细观经常项目构成，从2010年开始，虽然2015年经常项目差额有所上升，但其他年份都不及2010年的差额规模，呈下降态势。然而，就经常账户的借方和贷方而言，无论是货物还是服务，2018年的借方规模和贷方规模都远超过之前的年份，说明进口和出口都有较大的提升。中国在推动自身出口创汇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进口的推进力度。贸易的达成，并非某个国家的一己之力，而是双方或者多方共同利益的实现。中国的经常项目差额虽然近年来有所缩减，但以进出口总额计算，依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现阶段，经常项目差额出现缩减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出口规模造成一定影响，并制约我国外汇储备传统累计途径即经常项目顺差的作用发挥，因此要挖掘和平衡金融账户的潜力。

　　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不同构成要素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且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如直接投资涉及的很多领域都关乎进出口业务。这意味着，随着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深入，货物和服务等实体贸易往来与证券投资等金融领域活动相互作用，资金和资本不再单一局限于商品和金融领域。因此，对进出口进行调控时需关注金融领域的资本流动，而对金融资本流动进行监控时需考虑进出口状况。金融账户主要项目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证券投资包括股权和债券投资。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表现各不相同，蕴含的风险度也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属于同一类型即股权资本流动，而债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可统一视为债权资本流动。为了维持经常账户的长期稳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股权资本流动进行调控是较为有效的途径。因为股权资本流动的初衷是致力于进出口业务，尤其是通过税收等优惠待遇将资本引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绿色低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这不仅作用于金融账户和经常账户，还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带来催化影响和溢出效应。而债权资本流动主要以营利为驱动，稳定性较弱，如其他投资差额就从2010年的4856.03亿元变动为2018年的-5197.56亿元，差距达万亿元，其中尤以贷款的资产和负债波动较为显著。

　　风险预警指标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保障。债权资本的剧烈波动，意味着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应加强分类识别对应的预警指标，对此类资本流动增加预警权重。鉴于投资和储蓄对国际收支项目的影响，预警指标体系不仅涉及债权资本流动和股权资本流动等对外指标，还应包括投资和储蓄等国内指标，并根据指标的变动，预测和调节经常账户与金融账户。在国际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的背景下，根据跨境经济行为特征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控，从而实现风险防范与化解。

　　一般情况下，金融风险源自金融和资本账户，而经常账户顺差累计的外汇储备是防范风险的有效保障，因为在金融危机中一国和地区首选倚重和采用干预市场的工具是外汇储备。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与金融和资本账户的变动趋势，不再是单一的“一顺一逆”，而是存在“双顺差”等状况，说明中国商品和资金等跨境流动的作用机理和路径已发生改变。经常项目顺差的缩减可以通过金融账户顺差平衡，因此，对金融账户实施监控和监管，不仅有助于发现风险点，还可以在谨慎原则下通过制度安排限制风险行为，使金融账户有效补充国内投资储蓄缺口的同时，形成合理的资本流动结构和期限结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市场开放环境下的金融风险生成逻辑、风险测度和防范机制研究”（18BJY2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