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发表至今已经100年了。百年来，对它的思想意义和阿Q的典型性讨论很多，艺术价值却很少提及，今天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它独立的艺术特色。

　　大道至简

　　1933年，茅盾的长篇小说杰作《子夜》问世，引起中国现代文坛的轰动。尽管《子夜》存在评论界早已批评的为预设理论服务、结构欠完满等缺点，但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长篇小说巨著，显现出了茅盾企图“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雄心和恢宏、婉美的文笔。这时，右翼刊物《新垒》5月号发文说：“以阿Q传沾沾自喜，躲在翻译案头而斤斤于文坛地位保持的鲁迅，不免小巫见大巫了。”其实，这完全是对文学一窍不通的挑拨之言。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不能以字数多少、书的厚薄为准的。

　　虽然《子夜》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珍品，但塑造的主要人物吴荪甫与阿Q没有可比性。其根本原因是《子夜》即使在“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上有成功之处，但未能像《阿Q正传》那样深入到人物的精神机制和思维方式中去，做出类似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符合阿Q身份又具有精神胜利法普遍性的概括是不易做出的。冈察洛夫用了那么多笔墨才写出奥勃洛莫夫的懒惰，而鲁迅只用3万字就把阿Q刻画得栩栩如生，他特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跃然纸上，足见鲁迅的明快与睿智。

　　1982年8月，在山东烟台举办的“全国鲁迅研究讲习班”上，陈涌向几百位学员说：“鲁迅即使只有一本薄薄的《阿Q正传》，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而深刻的作家和思想家，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别人难以企及的著作呢？”我作为主持人坐在他旁边，听得真真切切。我认为这是行家的见道之论。

　　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峰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达到哲学境界，并取得世界共识的，恐怕只有《阿Q正传》。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哲学的概括”往往是极简单的。“简单”为文章的最高标准。大道至简。《阿Q正传》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为人类贡献了“精神上的胜利法”，“达到哲学的概括”，抓住了“大道”，所以“至简”。

　　化繁为简

　　鲁迅创作《阿Q正传》，道深而言简，通俗而深刻。他塑造阿Q这百年不朽艺术典型的文学经验值得学界思考：究竟应该怎样观察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怎样概括种种人物的精神机制和思维方式？怎样将其化为活生生的典型形象？这种典型究竟是怎样引发人们精神反思的？

　　从主人公的选择来看，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也都有精神胜利法的表现，鲁迅为什么不以他们为主角，而专以阿Q为主人公呢？

　　一则因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受压迫、被侮辱者的自我的消极抵御，可怜、可悲，令人同情，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精神胜利法是压迫者、辱人者的逞凶与显摆，可憎、可恨，让人愤怒，鲁迅对他们是要痛打的。二则因为阿Q思想单一、直白，能够以“总算被儿子打了”之类简单的话表明精神胜利法的逻辑，使人一目了然，适合用幽默、风趣的“开心话”形式使大众接受。言行和想法都摆在明面上，把深奥的哲学变成明了的故事。人活到极致，就是“简单”二字。因而，《阿Q正传》既是“开心话”式的大众文学，又是底蕴深奥的哲学小说，做到了既传播甚广，又无比深刻。

　　从体裁和篇幅上看，《阿Q正传》就显现出其独立的艺术特色。《堂·吉诃德》是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更长，达74万余字，《奥勃洛摩夫》也有44万字；《哈姆雷特》则是重头的大型剧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重人格》是中篇小说，但主人公高略德金塑造得不是很成功。而《阿Q正传》仅仅3万字的小中篇，却形塑出引人反思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

　　确如评论家所说，能够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绝大多数是长篇，像《阿Q正传》仅以中篇就塑造出阿Q这样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行列，实属罕见。这种以少胜多、简洁精练的风格，反映出中国式和东方式的智慧，意味着需要超强的概括能力。

　　道深言浅

　　古语云：“唯得道之深者，然后能浅言。”鲁迅1908年在日弃医从文时，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由此，他开始了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猛攻佛经，潜心古籍，深研历史，“反省于内面者深”，十年后的1918年，终于深有所得，文学宣言《狂人日记》所概括的“吃人”二字，实质是精神上的相“吃”。1921年12月捧出的《阿Q正传》，则是对人类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精神胜利法进行深刻研究的结晶。

　　把复杂的问题简易化，以明晰易懂的方式解释深奥的哲学，正是中国和东方思想家们历来的传统。从周易开始，孔孟、老庄阐发各自的哲学都是化难为易的，印度古代宗教哲学家也善于用寓言来形象地说明艰深的哲理。尼采立志用“最纤美的手指和最刚强的拳头”，“在十句话中说出旁人在一本书中说出的东西——旁人在一本书中没有说出的东西……”因此，他倾心于格言、警句。作为中国独特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在接受尼采哲学深刻影响的同时，又大大加强了本来所具有的中国式和东方式的简洁、洗练风格，以极其简易明了的艺术方式，形象地表述了人类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与心理弱点——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极为普遍又极难名状的精神现象，如果用理论形式研究和表述，足可写成一本厚重的学术专著。倘若把阿Q的生活故事交给一般作家去写，也可能拉长为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而这样做，则很难取得《阿Q正传》这样的社会效果与艺术效能。唯深于道者能浅言。独有这种短短的3万字的小中篇形式，能够获得惊雷闪电式的明快、深透的社会警醒效应，并透发出鲁迅那种特有的举重若轻、迅速见效的艺术风格。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结构上，都表现出轻灵、跳跃、活脱的艺术特色。《阿Q正传》的“简单”正表现了鲁迅高超的概括能力。用现在的新词汇来说，这是一种“深奥的简洁”。

　　《阿Q正传》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还在于鲁迅能够紧紧抓住小说最主要的东西——精神胜利法进行描述，与此关系不大的情节则大胆省去。各章之间大省略、大跳跃，又富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例如，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的开头一句：“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既与第五章末尾阿Q“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一句自然衔接，又把阿Q进城的大段过程轻轻一笔省略掉了。如果是别的作家处理，很可能将阿Q这段由帮工到被迫给盗窃团伙充当小角色的曲折经历，当作至宝大为渲染，写成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然而，这样写只能是猎奇而已，篇幅纵然拉长到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品位却大大降低了，而且必定会淹没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刻画，丧失了作品最珍贵的思想价值。

　　鲁迅的处理方式与这种平庸写法迥然不同，开头省略的阿Q进城经历，仅在后来追叙阿Q向人们做自我吹嘘的情景时就交代清楚了。这样，只用一小段就取得了“一石三鸟”的奇效：其一补足了这段空缺；其二通过阿Q不高兴再给举人老爷家帮忙的述说，凸显了他酸葡萄式的精神胜利法；其三通过人们由“肃然”“可敬”到“叹息而且快意”，再到“不帮忙是可惜的”的心理变化，写出了众人的精神胜利法。鲁迅这种超越平庸的高技巧、大手笔，出自对精神胜利法的深刻认识与加以突出表现的艺术自觉。

　　《阿Q正传》这种轻灵、跳跃、活脱的艺术特色背后，隐含着厚重、沉稳、执着的思想内容与文化意蕴，所以绝不显得浮飘，篇幅虽短，分量却重；形式虽简，“含金量”却高。以一当十，以少胜多，以创作实践证明了鲁迅一贯坚持的创作原则：“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而当前文学界，有些人却与此相反。实质上，这正是平庸心理的表现。

　　要超越平庸，就必须克服这种心理，不着眼于作品篇幅的长短、书脊的厚薄，而致力于提高“含金量”。从思维方式与总体构思上，冲出复述他人思想、平铺事件过程的既定樊篱与精神牢笼，从战略上独辟蹊径、异军突起、出奇制胜，增强超脱凡俗的创新意识，于练达中显才气，幽默中话世事，谐谈中道真理，简洁中见睿智，反映出中国式和东方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