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兴发感动说”

　　叶先生自1945年大学毕业后，教书育人已历75载，而且每次讲课时，一定是站立于讲台之上。她的著述之多，用“著作等身”一词已然不足以形容。

　　曾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眼睛里充满了故事，但脸上却不见风霜；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要让人尊重，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事，还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在人们面前，而当他（她）呈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对别人不羡又不嘲，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我认为，叶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叶先生对于中国诗词理论学说的贡献和晚年倾其所有致力于中国诗教的传承，是她人生最大的成就。

　　回顾中国诗词理论的各种学说与传统，自孔子的“兴观群怨”和《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咏言”伊始，经过《毛诗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历两千余年至今，产生过众多学说，其中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等，为历代文人学者所瞩目。

　　此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人生的三重境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教育的逐渐普及，其“境界说”深入世间人心。我觉得，王国维只是提出了一个模糊的“境界”概念，利用三段词句，令人由语意产生联想，从而对人生得出某种感悟，但是很模糊，未能讲清为何会引发且升华出这种“境界”。也就是说，未能讲清何为“境界”，以及达到这种“境界”的过程。

　　叶先生结合中国诗歌“比兴寄托”的传统和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在授课过程中，反复对作者在作品中所用典故进行诠释，旁征博引，启发和调动听众（即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潜能——读者自身对于事物的认知积累，在理解了作者创作意图和接近了作者创作时的心境后，将单纯的“作者的主观思想”，无缝衔接般转换成“作品的客观思想”。这一过程，扩展了读者的理解范围与联想空间，使读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了某种“隔空互动”，而且这种互动“穿越”了千百年，化单向为双向——原本作者的单向讲述，化为受众反作用于作品的逆向联想，乃至赋予作品新的哲学思考与意义，从而获得某种人生感悟，达到某种境界。我认为，这个实现的过程，就是叶先生所提倡的“兴发感动说”，只有这样才能阐述清楚王国维所说的实现“境界”的过程。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我在这里附上叶先生讲授《离骚》时的一段话，以供参考。

　　在中国的诗歌中，还有一种“比兴寄托”的传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比兴”，与前一课所讲“诗六义”中的“比”和“兴”有一定的区别。“诗六义”的“比”和“兴”，包括朱熹所说的“比而兴”或 “兴而比”，乃是就诗歌开端感发作用的由来和性质而言；而“比兴寄托”所强调的则是诗歌中有“意在言外”的寄托。李商隐有一首《无题》诗：“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这首诗里，作者是在写一个女子吗？不是的。作者真正所要写的乃是一个男子，这个男子虽然有美好的才能和品德，却找不到一个能够赏识他并任用他的对象。诗中“长眉已能画”是从《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中的“蛾眉”引申而来；而“芙蓉作裙衩”则直接脱胎于《离骚》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比兴方法，它的源头来自《离骚》。

　　在屈原笔下，美人与香草的形象比比皆是：“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用香草比喻人才；“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美女自比；“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美好的花草比喻高洁的品质；“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以美女比喻贤君。后世诗人继承和发展了《离骚》这种独特的比兴方法，有的以香草为喻：“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陈子昂《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张九龄《感遇》），“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李璟《山花子》）；有的以美人为喻：“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杜甫《佳人》），“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秦韬玉《贫女》），“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杜荀鹤《春宫怨》）……尽管由于时代的不同，诗人们在感情与志意上和屈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诗中对美好芬芳事物的那种爱惜和向往之情与《离骚》是一脉相承的。在《离骚》中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以服饰容颜之美来象征品德之美，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还有“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等。这种表现方法，在以后的《古诗十九首》和曹植《杂诗》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叶先生通过这种方法来阐释和分析作者与作品，使读者和学者在看待与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飞跃——标准与评判的飞跃，可以形成一种既清晰又容易把握，而且又非常具有审美理想的标准。通过这种标准，又可以令人对诗词产生某种追求。

　　可以说，叶先生的“兴发感动说”，把千百年来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中国诗词的美感特质，阐释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开创了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欣赏、解析的新境界，填补了中国文学鉴赏史、中国古典文论史以及文学理论方面的空白。

　　叶先生之所以能够开创“兴发感动说”，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她自小熟记《论语》，背诵和创作古诗，师从大家，蓬飘海外，执教北美，外语讲诗，以及多舛人生的经历……基于个人的天赋和种种巧合的机缘，终于将所继承的中国诗词理论传统与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兴发感动说”。她的集大成于一身，正应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句古话，而且还是应在了一个“弱德”女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