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易老天难老，倏忽之间已八十七岁。这八十七年很长，长到回望青春，足迹已刻进历史；八十七年又很短，短到回首往事，只需三个字便可概括一生：“在路上。”始终在路上，虽有曲折彷徨，但一直前行，从未退却。路途之中，又遇到不同阶段、种种节点，冥冥中决定了我的理想信念和命运走向。

　　青春入朝

　　人生中的第一个阶段是“青春入朝”。少年时因为家庭原因，曾在很多地方流转，直到考入苏州振华女中，开启了我年少时最重要的启蒙：接触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因为学校有结对子的规矩，我在初一入学后结识了叶梅娟学姐，她是一位地下党，后来成为朱德元帅夫人康克清的秘书。在她的引领下，我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演剧和辩论活动，还学了解放区的歌和秧歌舞，了解新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上海解放了，我们打着腰鼓迎接解放军进入上海，解放军的威严、和善、纪律严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6岁那年，因为家庭原因，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三。开学一个月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交了申请书，要求到前线去，有人甚至写下血书。最后，班上40个同学批准了4个，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不到17岁，便戴上大红花，去经受血与火的锻炼。

　　我们的部队乘着闷罐子火车到达安东，然后过鸭绿江入朝，夜宿在朝鲜农家。朝鲜大爷大娘不相信中国人民志愿军里居然有女兵，我们便摘下帽子，露出两条大辫子给他们看。大爷激动万分，提笔写下一行中国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后来，我在高炮部队政治处当宣传员，和战士们一起擦炮弹，学文化，唱革命歌曲，战斗打响时，就上前线运送弹药，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天和战友去阵地，正走着，美军轰炸机来了，我们扑倒在弹坑中，只听“轰轰”两声巨响，身下大地猛烈颤动，泥土石块铺天盖地砸下来。那一瞬间，我想这回可“抗美援朝啦”！——在朝鲜，我们把牺牲叫“抗美援朝”，但最终竟无大碍。

　　后来，部队接到任务：保卫朝鲜最重要的桥梁清川江大桥。当时，美军大机群作战，出动上千架次轰炸机，袭击这座输送补给的大桥。每当敌机一来、作战警报一响，清川江两岸的几个高炮群一齐对空开火，我们就送炮弹、抬伤员，七天七夜下来，美国飞机被打落了许多，大桥平安无事。部队开总结会，评选一百位人民功臣，我是其中唯一的女兵。

　　战士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不论得失，没有怨言，一心一意地保家卫国，帮助朝鲜的兄弟姊妹。那么多的战士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只能把他们的遗体擦洗干净，装进白布口袋，就地掩埋。像这样的事情，给我树立了一生的价值观、人生观。

　　当终于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功臣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银质军功章回到学校，走进教室时，我立誓要发奋学习。因为战争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不断进取，才能对得起倒下的战友，对得起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美好生活。

　　四度转型

　　离开部队，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文科班学习，在那里认识了未来的老伴绍武。他是具有传奇性的军人后代。1942年，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他的母亲为了引开敌人，抱着儿子跳了崖，母亲牺牲，儿子活了下来，在八路军中长大。他心中一直有个坚定的念头，就是要通过文学创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牺牲者树碑立传。因此，在保送北师大时，他动员我一起去了中文系。读大三预填志愿时，我们又约定一起去边疆支援建设，成为“革命的一颗螺丝钉”。然而毕业时，学校需要补充人，我们便留校执教。到今天，我的执教生涯已有62年，经历了四次转型。

　　我原本喜欢的是古典文学，但到系里报到，领导说现代文学专业缺人，我二话没讲立刻去了现代文学专业。第二次转型是1978年以后，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又从现代文学转型到了现代戏剧，再次从头开始。在开设中国现代戏剧研究课时，绍武与我反复讨论，得出结论是学生们不应只会听、会背，还要会写、会创作、会表演，体悟戏剧的丰富内涵。于是，我们组建了“北国剧社”，带领社员们参加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

　　当时条件艰苦，剧社全体成员在寒假期间留校排练，“学校吹熄灯号，北国剧社起床”。晚上练到深夜，我们就回家煮一大锅挂面，再卧几个鸡蛋端到排练室，作为学生们的夜宵。为了准备演出服，大家买来包袱皮布，在煤气灶上自己进行染色，还把布条挂起来当石柱，把塑料包装绳刮起毛制作“鹅毛扇”……所有困难都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得到解决。及至公演时，北国剧社有幸登上了“首都剧场”这一殿堂级的舞台，连演七场。曹禺先生五次前往看戏，问我们：“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时至今日，蓬勃的年轻一辈仍然在北国剧场继续排练和演出，续写新的篇章。

　　第三次转型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临危受命，离开中文系，创建新的影视学科。为了不把影视学做成“故纸堆学”，我始终秉持着“知行合一”的原则，将社会实践视为学科发展的根基，其中的标志性举措之一，就是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可是办一个电影节谈何容易！在创办之初，组委会可谓“一穷二白”，四处游说拉赞助，办公地点打游击，都是家常便饭。在这般条件下，1993年，首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式诞生。之后的二十余年间，我们始终以“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为宗旨，对中国的电影事业进行有益的补充和推动。

　　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时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连一个电影、电视学科的博士点都没有，便开始进行学科建设和申报影视学科博士点的大量准备工作，学校领导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开设在了北师大艺术系。

　　第四次转型是建学院。整个90年代，我们的办学地点都在辅仁校区后院的一个废弃的化学药品仓库，那里年久失修，四处漏水，办公室里最现代化的工具竟是一部旧电话机。为了提升办学条件，我往返几次去恳请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先生到学校考察，后来田先生终于来到了小仓库，被我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感动，决定资助建楼。2001年，田家炳艺术楼落成。2002年，艺术与传媒学院创立，成为中国高校第一个艺术学科最齐全的学院。

　　这四次转型，都是学科的需要、学校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只要认准了是对集体、对祖国有益的事，我就会毫无保留地为之付出心血。

　　放眼世界

　　中国文化艺术的独立品格和价值，是我在教学和治学中一直试图寻找的，虽然影视的语言是国际化的，影视的语法却是民族化的。然而到了2009年，我开始对时下的文化现状有些不安，似乎从教育，到民生，到美学，再到价值观，都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覆盖，影视作品更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无法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中国文化只有立起来，才能走出去，但这绝不是耍嘴皮子，而需要探索、实干。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我与绍武共同提出“第三极文化”战略设想，认为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并存格局，大体有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两“极”强势文化，而中国文化强大的历史根基、独立传统和绵长不断的生命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充分继承和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精华，总结和提升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可形成与欧美鼎立的“第三极文化”。从此，我开始全身心地寻找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视野，希望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一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呼吁，2010年11月19日，承载“第三极文化”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文化传播、资源整合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揭牌成立。我深感这块“阵地”来之不易，因为它是中国高校第一家以“中国文化”命名的国际传播研究院。这一年我76岁，感觉却像回到了16岁，开启了“后青春时代”。

　　研究院成立以来，开创了“看问论研刊创会”七个字、七方面的事业，其中大多数都已连续开展十年以上：2011年起，创设“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项目，作为非官方、跨文化的影像实践与人际交流活动，意在加强外国青年对现代中国及传统文化的亲历性体验与认知，以外国青年的视角去发现、表达、传播和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模式与新路径。十年间，我们邀请了来自五大洲91国78所海外高校的804名外国青年，完成了779部短片，共获120余项国际奖，并进入北美主流电视平台播出，成为中国故事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2011年起，我们连续十年进行“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数据调研，以外国观众为调研对象，围绕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展开效果测量，形成了约20多万字的调研报告和10本“银皮书”论著，获取约126万条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数据，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信息和研究依据。

　　2011年起，我们举办每年一度的国际论坛，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为主题，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如“中华文明的现代演进”“世界文化格局与中国文化机遇”“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话语体系与文化形象”“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等等，聚集国内外知名学者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

　　2012年起，我们带领研究院团队积极走出国门，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希腊雅典大学，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等共同举办大型国际论坛，上百位国际知名人士与专家学者参会发言，在国际学界获得强烈反响。

　　2013年起，我们首创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类英文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CCC），与德国斯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创办，聘任16个国家地区32位编委按照匿名评审国际惯例运行，现已出版24期，成功被ESCI等9家国际检索收录。

　　2013年起，我与弟子们共同捐资创立北京师范大学“会林文化基金”，用以资助研究院各项工作，并持续为许多大型活动输血。2014年又创办了“会林文化奖”，旨在奖励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外学者，每年评选中外各一位获奖者，每位颁发奖金30万元，目前已连续举办七届。

　　以上种种不是我的个人成果，而是团队努力的结果。我们的团队很小，但每一位都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有精益求精的追求。他们的报酬很少，但没有一个人说钱少了、不够用，大家都是争着抢着干事情，不分你我，不计得失，只希望把事情做好。能够在耄耋之年，拥有这么多可爱的青春同路人，是我的幸运。

　　在八十余年的人生中，我不敢有丝毫懈怠、片刻荒废，一直勤奋地做好每件事，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从战场到课堂，从戏剧到电影，再到为中国文化立言，始终怀着作为中国人的自觉，作为学人的良知，作为曾经在战场上接受使命的战士，希望用自己的微小努力服务社会、回报人民。一个人终将度过他的一生，只要怀有坚定的追求和信念，就会一直往前走，我还将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