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会议吸纳了新成员，并提出了新的全球发展理念，这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尝试共谋发展的集体努力。当前，新型国际发展共同体正在不断形塑中，这一进程取决于金砖国家机制能否孕育出新型的国际发展知识体系。换言之，发展知识的重建是21世纪国际发展合作与治理中最为核心的时代大课题，它将决定着我们如何想象发展、如何处理国家发展与国际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全球发展的未来。

　　传统发展知识危机与国际发展共识的“失效” 

　　发展知识是支撑起全球治理架构的一条暗线，它既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也是一种历史性实践。回顾“发展”的历史，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追求“进步”与“发展”的理念就被深深嵌入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肌理中，从而成为与自然法则中如“地球引力”般重要的社会法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沃勒斯坦所言，对于发展问题的关注是19—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发明，也正是由于这一发明，以欧美为中心的“北方”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南方”这样一种二元关系逐步确立起来，进而影响到国际发展观念的设定与发展政策的制定。

　　具体而言，自二战以来，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再到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多元的发展观不断演变；与此同时，从关注国家GDP增长，到关注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再到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等，国际发展的政策焦点也不断转变。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推动“发展”这部大机器运转的核心动力主要来自北方国家，其议程的设置、话语的使用、组织的协调、资金的投入等系列知识建制也主要来自北方国家主导的多双边组织、学术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

　　但这一传统上以南北分立为基础的发展知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发展”共同体的运转和发展知识的累积从根本上是以主导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前提的，而这一根基正在发生动摇。第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发展资源、发展经验，而且搭建了诸如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新发展平台，这些国家基于自身文化和历史之上的多元发展机制与发展路径选择成为孕育新发展知识的重要来源，从而对传统发展知识提出改善诉求。第三，既有国际发展规范产生锁定效应，有关脆弱性议程、环境议程、社会性别议程等高标准不断自我强化，尽管占据伦理制高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世界各地不同发展中国家发展理念的多元性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传统发展知识的僵化。第四，国际发展共识破产，在极化政治的影响下，全球发展治理主体彼此失去信任，发展议题被不断边缘化，传统发展共同体正在不断消解。

　　新发展知识的重建 

　　当前，学界都在呼吁一种新型的面向21世纪的发展研究理论。这种重建从根本上是一种全球发展知识界双向奔赴、互相审视、互为他者的共建过程，同时也成为多种观点互相争辩较量的场域。

　　第一，呼吁从国际发展向全球发展知识迈进，即表明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南方国家独有，北方国家也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发展问题，全球发展的方案和知识不仅集聚在北方国家，南方国家也拥有丰富的发展方案和经验。这一“问题—方案”多方拥有的观点挑战了现行单一的南北援助关系。

　　第二，近五年来，英国、德国等国的一大批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重新提及去殖民化研究，进而不断反思自身在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等各个领域的殖民化思想。西方发展知识界对这种延续的殖民关系的进一步反思，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再去殖民化研究，从而为新发展知识的重建探索提供了新可能。

　　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发展学界开始意识到发展的多重含义，即侧重于发展干预的“大发展”和关注社会自身变迁的“小发展”，并在近十年来越来越关注“大”“小”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不同理解提供了可能。随着研究者将对于发展的理解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大”“小”发展的转化研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即如何将援助资源作为一种催化剂提升发展中国家自身内在的发展动力，这也在政策上推动了国际发展体系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的转变。与此同时，不管是联合国多边组织，还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都越来越注重南南合作实践与知识在国际发展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声音。

　　第四，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说，近几年也更加有意识地推进新型发展知识构建的进程。尽管南南合作的历史与南北合作的历史一样悠久，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源有限，难以像南北国际发展那样建立起统一的数据库，在制定规范、监测评估和共同语言方面的努力也相对有限，因而，基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概念、理念与发展合作政策缺乏广泛的理解和挖掘。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局面正在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开始注重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核心作用，这也为新发展知识重建提供了根本的动力。

　　中国经验的总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同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倡议”，不管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在海外发展领域，中国都在积极推动新发展知识的重建，提出了基于中国生动发展实践提炼发展理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而为新发展知识的孕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总结中国国内发展与减贫的经验是新发展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身国情的鲜明特点，通过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多主体探究和多元化表述，有关中国发展的经验要素就能更加丰富地展示。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从早期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探讨，逐渐过渡到当今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叙事。这些经验既涉及宏观层面如何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农业转型、工业化、中小企业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如何使用外资等各领域的具体经验。

　　第二，中国海外发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发展新型知识要素与传播途径，这些也是中国贡献新发展知识的重要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的发展实践者们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他者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审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视角，并在通过“自身—他者”的彼此参照与回望中，不断打开新型发展与发展合作模式的新想象。

　　第三，多元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在新发展知识建设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不管是北方国家的知识界，还是南方国家的知识界，事实上都存在探索建设新型发展研究理论的努力，但他们是否能够跨越地缘政治的藩篱，真正开展有效对话，从而催生出新型知识要素仍有待观察。在当今全球共同挑战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是否能回应当今人类社会的共同风险、促进共同发展也成为新型发展知识的一个关键性导向，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当今学界从国际发展知识体系向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转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21&ZD1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