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类型电影概念兴起，关于何谓真正“女性主义电影”的争论便同银幕中女性形象摆脱“被窥视”的斗争一样从未停止。2021年，女性主义题材横扫欧洲三大电影节，顶级电影赛事进入“她”时代。两位女导演——朱利亚·迪库诺和奥黛丽·迪万分别凭借《钛》（Titane）和《正发生》（L'évènement），获得第74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两大电影节在同一年将最佳影片颁发给女导演作品，这在电影史上还是首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来到镜头之后成为掌机者，在各大电影节崭露头角，用她们独有的细腻视角和柔韧力道不断更新银幕的女性形象。
关注女性作为母亲的创伤
美国影片《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2021）入围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主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导演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曾凭借优雅知性的气质出演多部电影，《暗处的女儿》是她从女演员转型为女导演的处女作。
这部由意大利女作家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探讨了女性作为母亲这一被传统语境永恒赋予“伟大”含义的角色在家庭中无处逃避的困境。影片开场，中年女学者莱达独自前往海滩度假，看到一个年轻母亲与年幼女儿的相处，由此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养育女儿的经历。当莱达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母亲就时常威胁要抛弃她；而当她成为一个母亲时，她真的抛弃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因为“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影片没有刻意塑造对完美母亲人设的追求，而是直面育儿是如何剥夺女性自由、耗尽女性精力，对女性在家庭中被天然赋予的“母亲”角色提出深刻质疑。由于该片颠覆了人们对“母性”的认知，首映后即引起很大争议。其实，片中的莱达也是矛盾的，拥有骄人学术成就的她，在片尾痛苦地倒在沙滩上，似让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刷自己内心的罪恶感。
《暗处的女儿》的获奖仿佛与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影片《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2021）有交相辉映的意味。同样是叙述女性作为母亲，前者从“经历者”的角度倒叙母职痛楚；后者则在正向时间轨迹上聚焦新生母亲们的生活。两部影片分别从戏剧性与纪实性出发，最终奔向同一个终点——关注女性作为母亲的创伤。
虽然西方一直走在女性解放运动的前沿，但在女性家庭身份更加固化的东亚，也有对同样话题的探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讲述了主人公金智英30年的人生故事，自上映以来便在韩国乃至亚洲掀起不小风波。影片改编自赵南柱同名小说。该小说以金智英的视角倾诉了韩国女性压抑已久的委屈，因而成为这个绝对男权国家中“me-to”运动的导火索。以执导悬疑、惊悚题材见长的女导演金度英毅然将其改编为电影。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金度英对金智英的绝望、对韩国三四十岁女性的生存困境感同身受，所以她的电影放映时，四周都是女性的抽泣声。不过在影片中，她企图用温和的方式向社会压力作出妥协，给金智英安排了一个愿意帮她找回自我的好丈夫——知名演员“孔刘”饰演的丈夫能够理解金智英的生活，能够思考妻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能够始终陪伴在身边，这一设定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残酷现实下的真实男性群像。即便如此，该片在韩国男性观众中也只获得2.8的评分，而在女性观众中评分则高达9.5。顶着猛烈的舆论压力，《82年生的金智英》还是拿下了第56届百想艺术大赏最佳新人导演奖、第56届韩国电影大钟奖最佳女演员奖、第41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人气奖以及多项提名。
反思性别秩序 超越男女平权
随着社会从“力时代”走入信息时代并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女性生理上的劣势慢慢被淡化，女性正利用她们天生的直觉、理解力和柔性，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2018年是美国的“女性年”，参选中期选举竞选和胜选女性人数双创纪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美国女性导演朱莉·科昂（Julie Cohen）和贝齐·韦斯特（Betsy West）凭借《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2018）提名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更加耐人寻味。
影片讲述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场快速回顾了她早期的执教岁月，在教授性别和法律的课程中，她最初意识到需要有人为体制不平等发声，其后，她一生都在为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而奋斗。影片通过强劲的台词输出观点，从金斯伯格自述“我从不要求女性的特殊地位，我只希望社会上的男性兄弟们，把脚挪开”，到他人眼中“她令法庭内的男法官体会到身为二等公民的滋味”，都是金斯伯格作为大法官的光彩；与此同时，影片还着力刻画出一个纯真、有趣、活力四射的老太太形象，无论是她骄傲又有些可爱地说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想和我合照”，还是她对自己丈夫的真情感激，抑或是她面对镜头兴奋地展示自己，都彰显了金斯伯格抛开大法官身份外独特的女性人格魅力。
影片直呼性别平等，却又未止步于对性别平等的表达。导演借这位温和而激进的自由派女法官之眼看美国女性运动史，采用故事片的结构侧重呈现人物光鲜的公众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主人公作为女性的个人成长困境。只有在和一众男性领导人的合影中，她的性别身份才如此显著。“真相与正义，是露丝法官的专利。”追求性别平等并非只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性别平等是永恒的正义。“女”只是其性别加持，不是她的性别局限。作为全美家喻户晓的真人版超级英雄，正如影评人大卫·费尔斯所说，“如果哪天某个少男少女在看过之后，也拿起了一本法律书、一柄木槌，获得了提出异议的勇气，这部电影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我们膜拜它的意义”。
由瑟琳·席安玛（Céline Sciamma）执导的剧情片《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2019）获得第72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在以往表现古典时代爱情故事的电影中，多数是男画家为女人画像，在性别不平等的“观看”与“被观看”场域中展开讲述。而在该片中，导演借玛丽女性画家的身份，首先跳出传统男性凝视，表现古典时代父权统治下女性的暗自挣扎与反抗。在海边散步时，玛丽不理解洛伊斯为何不愿嫁入豪门，后者回答“正因为您有选择的权利（而我没有）”。当洛伊斯问玛丽是否画过男人，玛丽说女画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个社会不允许女人有机会画出伟大的作品，但她会偷偷画。在影片结尾部分，当玛丽以父亲之名参加画展广受好评时，她不卑不亢地说：“这是我的作品，只是借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18世纪古典时代的故事，导演借性别平等的爱情故事外壳，将女性电影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延展至更深层次，明确设定了阶级平等的主题，无形中与该届金棕榈奖获奖韩国影片《寄生虫》（2019）形成了主题上的呼应，不仅在古典时代爱情故事中具有奇观性，也对当下社会中的爱情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提供了探讨意义。
从银幕走向现实 用艺术观照现实
女性电影之情感表达从不单一刻板，可以是振臂高呼、振聋发聩，也可以是含蓄内敛却暗流涌动。由BBC导演埃里卡·詹金（Erica Jenkin）执导的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2018），讲述了一名29岁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面对职场骚扰顽强抗争的故事。伊藤在2015年的一次工作晚餐会上被时任社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记者山口敬之下药侵犯，但山口却强烈否认这一说法。当伊藤勇敢亮出自己的身份指控山口时，却收到了无数公开的羞辱和仇恨的邮件。有人质疑伊藤的动机，有人指责她为什么不做药测、不第一时间报警。事发后，手足无措的伊藤曾给一家援助中心打电话求助，却被要求必须坐车到市中心当面解决问题，这对卧床在家不敢出门的伊藤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作为受害人，伊藤与加害人山口的工作圈子几乎重合，而山口的位高权重导致她几乎可能提前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面对种种精神压力，伊藤坚持上诉，在不断取证过程中承受着“二次强奸”的压力。影片将伊藤的故事与日本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全面且深刻地剖析男权社会里女性维权之路的艰难。几年之后，当我们再度回看影片，依然会为片中一些置身事外的看客而瞠目结舌——女议员的冰冷发言，同为受过侵害的女性却跟男人站在一起，指责伊藤不自爱。可怕的不仅仅是性侵，还有“受害者有罪论”。可以说，《日本之耻》是同在新闻机构工作的一位西方女导演对一位日本同行的强有力声援。虽然该片并未在国际电影节斩获重大奖项，但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案件的公平审理。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伊藤胜诉，山口敬之被判性侵成立，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2020年9月，伊藤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20年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
2019年5月14日，美国亚拉巴马州议会通过了一项目前美国最严苛的堕胎规定，在这项规定里，包括强奸后果在内的几乎所有堕胎都被禁止。显然，这项规定有违宪法对于女性堕胎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一时间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与广泛的游行示威。在此背景下，第70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以及圣丹斯电影节美国剧情片单元评审团特别奖，都颁给了聚焦女性身体自主权问题的影片《从不，很少，有时，总是》（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2020）。该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则新闻：一名怀孕17周的印度妇女在爱尔兰因未及时进行人流手术，导致败血症而身亡。这则新闻在当时的爱尔兰引发了关于堕胎的辩论，辩论的核心则在于女性对身体的自治权和胎儿生命权的取舍。加州大学数据分析师斯蒂芬妮·赫罗德的研究显示，好莱坞往往会大为夸大与堕胎相关的医疗风险，而对寻求堕胎手术过程中的障碍轻描淡写，而《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便是那个另辟蹊径的存在。导演伊丽莎·希特曼（Eliza Hittman）以近距离但克制的视角观看两个少女的生活和旅程，以堕胎为主线，以少女在寻求手术过程中所遇障碍为情节中心，排除刻意的狗血情节，真实而细致地描绘了这个过程中的交通和财务障碍，以及实现堕胎所需的坚韧情感和社会支持，对人物的刻画大于观点的表达。影片对女性困境的展露是隐晦的、中立的，没有展现人性的光辉——如贾思伯对两个女孩的帮助是有所图的，也没有站在女性视角上过分自怜——并不追问奥顿怀孕的原因而把镜头对准堕胎行为本身，通过运用种种细节如无处不在的性骚扰、被问询时的抽泣、家庭聚会上的落寞神情等，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压抑，有选择而非全景式地展现事物，如冰山一角般引导观众自我理解。正如导演希特曼在访谈中说，“It’s no one’s business but hers”（这是她自己的身体，与他人无关）。
在新生代群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第七艺术，为理解女性主义增添了别样的视角和色彩。她们与她们镜头下的作品早已不再局限于对男权压迫的反抗与对立，而是关注女性自身成长，既借由越来越丰富的主题与形式表达女性主义，又借由女性主义表达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议题。当顶级电影赛事越发频繁地将聚光灯照亮女性导演的女性电影作品时，这不仅意味着女性艺术家的胜利，更是对整个社会群体为争取平权而不断战斗的褒奖。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