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国际关系、历史学、国际公法等专业的很多学者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关注日益增多，并努力尝试探索中国古代外交的特殊性以及中西方古代外交的普遍性。近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朱小略的新著《中国古代外交导论》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结合哲学和历史学知识的基础上，专注于中国古代外交的理论建构，希望能够成为一部基于丰富史料的成体系教材。

　　该书共分为四个章节，即“中国古代外交”的学科缘起、“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理论影响、“中国古代外交”的定义和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学。该书重点对“中国古代外交”这一富有争议的领域作了较为细致的回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科史建设。该书依据挂靠学科与交叉学科两个朝向，从国际法、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历史学、海外汉学五个研究向度出发，详尽分析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四个阶段的中国古代外交研究。不仅如此，该书还仔细梳理了两个独立孕育但相互影响的学科——“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与“中国古代外交”，其中包括两者在学理上的重叠，以及对学科核心概念的塑造作用。该书依次讨论了交叉视域下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几大假说：三代一体论、春秋外交起源论、华夷之辨、朝贡制度论、中华文明西来说、民族集团兴替说等，并深入分析其在经学体系、历史学研究与政治学理论中的原型及嬗变。

　　第二，古代外交研究。该书并非单一的学科史研究，还有对“中国古代外交”这一历史现象的直接剖析，主要从三个维度向前推进。首先是基本概念工具的反思，书中对“中国”“国家”和“帝国”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层次思考，从作为外因的时代使命和作为内因的概念辨析两个层面出发，凸显了作为政治学关键概念的“国家”在中国古代政治分析中的合理性。其次是对“中国古代外交”这一概念的学理界定与理论阐发，尤以外交学的研究工具与历史学理论成果的彼此交叠和相互影响为抓手，对中国古代外交展开学理层面的论述。最后，该书以《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中的国书与外交语言要素为基点组织史料，将欧洲外交体系与中国古代外交进行比较后提出，中国古代外交是以春秋时期至晚清《南京条约》签订前这一时间跨度内、以汉语为官方外交文书的所有古代国家之间的对等交往行为的总和。该书划定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五个对象，即外交文书（以文字学与文体学为抓手）、外交人员（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比较政治为抓手）、外交主体（以人类学、政治学与国际法理论为抓手）、外交行为（以外交学理论与外交史为抓手）以及外交体系（以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和古代经学“天下”“大同”“周礼”“夷夏”为抓手），主要扣住信、使、国、礼、天下五个要点，明确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具体的理论与对象。

　　第三，该书以每一时期外交对象的显著变化为标志，划分出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并考订了每一时期外交史料的甄选原则、基础史料与核心文本。该书厘清了本土史料中传世文献、出土文物与海外史料的各自线索，探索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基础与史料学原则，丰富和完善了既有研究的材料与对象。

　　相较于既有研究，作者最大的尝试在于从国书、外交语言与外交体系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中国古代外交”，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国家”。中国古代政治研究一直面临着相当突出的范式困扰，即是否以舶来的政治学概念来描绘本土的历史政治现象。该书运用交叉学科视角，比较了政治学概念在历史上的演进与同时期中国政治的共时性特征，从中抽绎出符合“国家”核心概念的政治特征，再引入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分析，以期推进历史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对话。例如，该书强调货币的发行和形制统一对于国家主权的关键作用，凡是统一的王朝一定会努力推行单一货币制，而铸币权和通兑制则是甄别一个行为体是否是国家的核心标准。这便是一则从具体政治经济活动中归纳特点，而非以政治学概念生搬硬套的实例。

　　其次是“中国”。相较于中西交通史以中原王朝或“正统”为“中国”的理路，该书强调“中国”与近代兴起的“国家”概念之间的张力。古代“中国”不完全对应于一个单一国家，而是所有具有相同身份认知的古代国家构成的整体秩序。这一秩序由共同的官方外交语言、民族起源、建国神话、伦理信仰与政治制度作保证。在这一语境中，“中国”实际是一个外延较“东亚”更广的概念。因此，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绝非一国外交之研究，而是一个区域性的外交体系研究，古代国家间的对外交往可以纳入中国古代外交研究。

　　再次是史料学的补充与研究范式的革新。即以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外交学的并举，依据外交学的历史定义与一般规律，从语言的演变、文字学的发凡、历史语言学的交融、外交制度的演进与外交体系的调整，还原中国古代外交体系的演进历程。其中逐渐形成一套范式，即“史料甄选与解读”“外交学概念的知识考古”“中国古代外交的对象研究”三个阶段。过去的研究大多围绕著名的事件而展开，文献之间的互证关系常常被忽略。由于没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学界研究难以凝聚共识、构筑体系。该书则试图结合外交学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目标，结合传世文献与海外汉学研究成果，考订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基础文献。除社会科学化的量化研究之外，这是在政治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研究中试行的一条新的理论路径。

　　当然，该书亦有不足之处。首先，该书以交叉学科视角与多元化的研究工具见长，但尚未提炼出严整的范式。具体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赖于范式的建构，且要以简明和缜密见长。尽管该书运用的研究工具有利于解决初期研究阶段遇到的问题，但究其根本，仍是从各个学科内临时“借来”的工具，尚不足以承载学科建制的重大任务。其次，该书运用了大量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但也因此面临比较研究最关键的问题——“哪一个变量才是最关键的变量”。该书将国书与外交语言作为界定中国古代外交体系的物理标志，颇有新意。相关的古代外交制度、服饰、礼仪、馆舍等，是具有相当辨识度的物理标志，但究竟哪些可视化的标志是最关键的要素，还需进一步强化论证。

　　如今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从业者正在倡导和推广中国学派，《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为国际关系和外交学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做了有益探索。中国古代的外交呈现出一种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截然不同的形态，学界需深入研究双方的异同。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