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是主权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体育外交政策是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与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体育组织有关体育事务的原则和方针。体育外交政策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否可行、是否能跟国家外交政策保持高度的协同，主要取决于三个问题：谁来制定？如何制定？谁来执行？

　　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

　　首先应该回答的是“谁来制定”。涉及体育外交行为的主体，也应是制定体育外交政策的主体。既然是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那么应形成包括各主体在内的沟通方式，如部际联席会议等协调机制，如此才能形成各部门大协同的局面，使制定的体育外交政策具有全局性、统合性、完备性，在体育外交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才能使体育外交行动具有协同性和一致性。《“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要实现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统筹协调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的体育外交工作，因此，在“十四五”期间要明确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构建我国体育外交大协同的机制与格局，为更好完成党和国家赋予体育外交的历史任务做出努力。对此，可在国家体育总局设立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挂靠在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协同制定体育外交政策，积极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体育外交工作和议定事项，推进不同主体服务体育外交政策，激发各自活力。

　　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掣肘因素

　　“如何制定”是在明确体育外交政策制定主体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内容与方法。目前而言，体育外交政策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通过决策咨询项目的形式广泛发动各界力量特别是学界来完成。当前，学界对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严重不足，成为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掣肘因素。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C. Snyder）认为，决策是外交政策研究的核心。但在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研究中，很难见到有体育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分析的论述，现有的研究只是提到了我国面临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什么，体育外交政策应是怎样的等。这样泛泛而谈于体育外交政策的制定作用不大，因为体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制定主体所面临的信息是复杂的，影响其思维的变量是纷繁的，因而在对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因素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制定的体育外交政策才是合理的。因此，尽快确定适合的体育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并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是当务之急。

　　此外，现有关于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还存在两方面明显不足。一是缺少对影响中国体育外交政策变量的分析。在有关中国体育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很少有对影响中国体育外交政策变量进行分析的论著，有的也只是从国内变量而不是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事实上，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对变量考虑的不全面，有可能使体育外交政策在出台后缺乏实践依据。

　　二是存在研究方法的局限。就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方法而言，主要缺陷是比较研究严重不足。国际政治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方法之一是进行国别的比较，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和积累外交政策分析的科学知识。对此，美国学者、全球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也认为，“只有比较了一个以上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异同，才能摆脱具体事件得出更高层次的结论”。可以说，比较方法是外交政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经验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可以建立相对系统的理论和总体的解释模型。如果失去了与外界的比较，我们就会缺乏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野，从而导致我们的体育外交政策的制定类似“闭门造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自我中心主义”。

　　体育外交政策的执行

　　“谁来执行”中的“谁”是指落实体育外交政策、实施体育外交行动的执行单位，包括制定体育外交政策的业务指导部门、业务主体部门和相关部门，以及这些部门所辖的地方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社会力量主要包括相关企业、媒体、志愿者、社会团体、公众人物等。就当前来看，中国的体育外交政策的执行单位虽在相关文件中有所体现，但由于制定体育外交政策的主体没有形成协同机制，因此无法对各执行单位的体育外交行动进行统筹安排，进而使得“谁来执行”的问题无法得到圆满回答。

　　“谁来制定”涉及中国体育外交政策制定能否实现“横向协同”的问题，“如何制定”涉及中国体育外交政策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的问题，“谁来执行”涉及中国体育外交政策能否实现“纵向联动”并得以执行的问题。三个问题是否得到科学回答，影响中国体育能否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目标的实现、体育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因此，当务之急是首先明确“谁来制定”，并在此基础上集政府相关部门、高等院校、体育智库及其他社会智力资源科学回答“如何制定”的问题，重点明确“谁来执行”涉及的执行单位并贯彻落实体育外交政策。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