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中丰富的民族主义价值意蕴使其成为建构西方民族主义的有效手段。通过深入认识现代奥林匹克建构西方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能更好地认识现代奥林匹克在构建西方民族主义中蕴含的价值追求和政治主张。

　　现代奥林匹克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

　　第一阶段（1894年至20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的诞生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演变。在这一阶段初期，欧洲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狭隘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盛行，国家战争连续不断，世人向往安静祥和的世界。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了以奥运会为核心的伟大国际主义项目，期待通过举办世界人民广泛参与的、带有和平理想的奥运会，构建一个超越传统地域性边界领土国家的理想国际民族社区。然而，伴随奥林匹克的成长，新旧欧洲殖民地强国的相互围猎在体育地理与政治地理的夹缝中展开，民族国家对获取奥林匹克承认和奥运会胜利的渴望初现端倪。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传播技术极大提升了奥运会的聚焦效应和影响力，各国更将举办或是参与奥运会作为展示国歌、国旗和国服等国家民族文化推介的平台，将取得奥运会的胜利视为强化民众对国家的归属忠诚感和增强国际认同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时期，现代奥运会作为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宣传阵地和灌输民族感情的平台价值更加突出，奥林匹克建构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色彩浓厚。

　　第二阶段（21世纪初至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奥林匹克与西方民族主义的互动更加微妙复杂。一方面，西方霸权国家将奥运会视为政治工具的趋势更加明显，为了维持自身体育强国地位，不惜给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公然对他国的体育活动进行干涉。另一方面，伴随新兴国家在体育领域的发展，其在奥林匹克中思考与追求自己国家民族主义建构的同时，也对西方霸权国家的狭隘民族主义进行大胆回应。此外，国际奥委会也加强了对奥运会民族主义的防御能力，采取了包括项目改革、重视女性和难民体育等措施。因此，对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利用奥林匹克建构国家民族主义需要进行新的思考。

　　现代奥林匹克建构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依据

　　西方国家关于民族主义建构的丰富理论成果，对于解释奥林匹克与西方民族主义的互动实践提供了依据。在众多民族主义形成的研究范式中，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族群—象征”主义。“族群”强调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原生元素，是民族主义自发演进的基础。“象征”强调建构民族主义主观能动性，是利用现代元素努力建构民族主义的主动过程。将“族群—象征”主义理论范式效用应用于奥林匹克特定主题下，能更为科学合理地阐释奥林匹克构建西方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能为目前一些空泛的断言提供必要的修正。

　　第一，奥林匹克的体能文化是建构西方民族主义的 “族群原生”因素。体能文化是伴随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生俱来并发挥功能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特殊文化，虽然各民族由于生存和发展环境需要不同而产生不同形式的体能文化，但不同民族体能文化却蕴含着人类追求的众多价值，包括力量与美、战胜困难、超越自我等精神，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核心部分，是促进各民族共同体叙事的要素，是奥林匹克建构民族主义的基础。再则，体能文化是关怀人类生命健康的文化哲学，对凝聚民心、增强国家认同有着特殊功能。总之，奥林匹克体能文化所具有的超强吸引力，足以让没有血缘关系、文化共性的观众产生共鸣，理应在构建民族主义中发挥特殊价值。

　　第二，奥林匹克建构民族主义的主观元素，来自奥林匹克中的政治、经济等社会价值，是政治精英们对奥林匹克原生文化的一种深思熟虑“发明”或对伴随奥林匹克逐渐演变的族群联系的重新诠释。奥林匹克中被认可的游戏规则、仪式程序、象征符号等“发明的传统”具有强大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基因，是被西方政治精英们视为能灌输情感和价值观的象征元素，通过向国民重复灌输奥林匹克中这些易于接受的、更具同质性的规则及价值观，来推动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信仰的民族群体。无论是在奥运会中获得胜利还是成功举办奥运会，国族荣耀都会油然而生。相较其他领域，体育领域的共同参与归属感，能让不同群体“局外人”易于形成“我们”的群体认同，有利于形成具有同质性的“想象社区”。因此，现代奥林匹克被西方政治精英们当作建构理想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

　　现代奥林匹克建构西方民族主义的实践逻辑

　　第一，充分挖掘奥林匹克构建民族主义的原生元素。西方政治精英们善于挖掘奥林匹克建构国家民族主义的原生元素，利用体能文化激发国民追求顽强生命力和不断超越自我的潜能，提供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增强国民的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通过体育教育促进国民之间的情感共鸣等，在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方面发挥奥林匹克的价值。

　　第二，大力运用奥林匹克建构民族主义的象征元素。在整个现代历史上，西方国家政治领导人都致力于通过优异的奥运表现，通过在几十亿观众面前展现本国国旗、国歌等象征元素，以赢得或巩固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展示国家强大的形象。尽管美国人声称没有将联邦资金注入国家奥运队，但国会始终拨款支持奥运参与者。1978年发布的《业余体育法案》，更是投入了数亿美元用于筹备和管理奥运会。然而，如果国家纯粹把体育运动当作建构民族主义的工具，则容易引发极端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教训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并不罕见。

　　第三，注重发挥媒体的作用。西方国家媒体针对国家民族主义构建的需要，善于通过生动的影像传播奥林匹克的文化与精神，建构本国的民族形象，在全国范围内激发集体意识、记忆和身份，实现国族的“想象社区”，发挥奥林匹克在民族主义建构中“微小而强大的力量”。

　　第四，重视奥林匹克与民族主义建构的理论研究。西方学界一直非常重视奥林匹克与民族主义建构关系的研究，产出包括 “想象体育民族主义”“平庸体育民族主义”“殖民体育民族主义”等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从理论上分析奥林匹克、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各种理论概念的效用进行批判性评估。这些理论概念对于探索奥林匹克特定主题下的国家民族主义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现代奥林匹克建构西方民族主义逻辑起点的梳理，不仅是为了理解西方政府利用奥林匹克建构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行为路径，更是希望在未来国际体育交流活动中能充分挖掘与利用奥林匹克构建民族主义的积极社会价值，在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合、民心相通、增信释疑，构建和谐世界方面发挥功能。

　　（作者系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体育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