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文学研究所一分为二，原来所里的西方文学研究机构——苏联文学室、东欧文学室、东方文学室和《世界文学》编辑部，从文学研究所分出去，成立新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由著名诗人、德国文学权威冯至先生任所长。他是从北京大学西语系系主任的岗位上调过来的。我1953年进北大时，冯至就是系主任。后来，我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参加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期间，他又兼任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组的领导工作，是《文学概论》编写组的直接领导。

　　我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是愿意分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去的。作为外文系的毕业生，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一直与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研究人员比较接近，比较能打成一片。事实上，我所在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与西方文学研究室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同属于一个支部，党组织生活在一起过，政治学习的会在一起开，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感到生活得很惬意，这是我想分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个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业务工作上的考虑与个人事业前途的规划。具体来说，首先，我觉得自己恐怕还是一块研究文学史的料，我的志趣偏重于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而不是理论概括和体系建构。我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热情，也远不如对文学史的热情那么高，我读的作家作品远远多于理论著作，这是我的主要考虑。其次，我在理论研究方面并非没有雄心壮志，我也想成为一个权威的理论批评家，也想成为一个有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但在我心目中，一个理论家应该有丰富而精深的文史学识，最好是对某一个国别文学史或者是断代史，再小一点是对一个作家、一部巨著要有专门精深的研究。我的打算是，先潜心研究文学史十年，再回过头去进行理论的阐发与建构。再次，除了这些主要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原因，比如我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内部电影，但是在当时只有搞西学的人才能得到西方电影的内部电影票……所有这些原因，使我决定要去外国文学研究所。

　　我进外国文学研究所，当然是到卞之琳领导的西方文学研究室。那时，卞之琳有两个助手，一个是从延安来的年轻“老干部”夏森，一个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杨耀民。我的师长辈则有李健吾、潘家洵、杨绛、罗大冈、罗念生。介乎大师兄与小师叔之间的人则有袁可嘉、郑敏、杨耀民等。在同辈中比我稍为年长或基本上同龄的则有刘若端、徐育新、董衡巽、张黎和朱虹。比我略微年轻的则有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和后来的陈洪文、宁瑛、王焕生、郑土生等。我一进西方文学研究室就被任命为该室的行政秘书，协助卞之琳做点事务性的琐事。这时，大概是在1964年7月，所领导讨论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办所方针时，周扬做了指示，其中有一条是要求编写出《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并且强调：能不能写出文学史，是研究所“生死存亡的大事”。此事当然是交给了西方文学研究室。

　　卞之琳是研究所里一位特别有个性的室主任，他领导西方文学研究室的方式，似乎可以说是“无为而治”。西方室的老前辈、老专家，他们各做自己所感兴趣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是岿然不动的。领导上所交下来的集体性任务，一般都是由年轻人去完成。这次仍是老规矩。于是就组成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编写组，承担《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编写任务。说是年轻人，但也都有了一定年头的研究工作经验，最少的也已有四五年（如张黎、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他们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才俊了），一般也有八九年（如朱虹、董衡巽和我），甚至有的已有相当资历的中年人也参加了（如袁可嘉、郑敏、刘若端），所有这些人，后来几乎无一不是西学领域中的著名学者。挂帅的当然是卞之琳，所领导还为编写组正式任命了一个学术秘书作为卞先生的助手，这位学术秘书就是我。

　　有“学术秘书”一职压肩，我内心深处是准备大有作为的，很想一进西方文学研究室就立一大功，有一个出色的开端，作为我向副研究员这一级攀登的基础。因此，我这个“学术秘书”倒是很有积极性、劲头十足。我就主动提出策划方案，谦恭地作为“极不成熟建议”呈交给卞之琳，请他审查。

　　学术组织工作至为重要。编写任务是要在一定期间内完成的，首先必须写出全书比较详细的纲要，从《文学概论》编写组得到的经验中，我深知这样一份详细纲要至关重要，也很不容易完成。因此，我先做出了总体规划，从大步骤到小步骤到具体的进度以及最后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任务，都一一做出了方案。当然，每走一步，每深入一层，我既征求编写组成员的意见，也向领导请示汇报，只要他点了头，或者未持不同意见，我就进行具体安排。这是学术组织工作，是“技术活”，本身的专业性很强。而且，作为学术秘书自己还得以身作则，至少也得承担法国20世纪文学方面的编写任务。感谢我在理论室那几年，毕竟那几年我的专业方向就是西方文学批评史，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发展，我总算摸过一遍，而具体的作家作品我也看过不少，还算是比较熟，总算把“学术秘书”这份工作开展起来了。参加这个工作的虽然都是比较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但哪一个不是人才？如董衡巽、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甚至还有比我高出了半辈，几乎是我可以称之为师叔的袁可嘉……正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与学识，才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完成了一份长达五六万字的详细纲要，也就是说，只要再加以细化、阐述、发挥，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就遥遥在望了。

　　三个月的时间不算长，能取得这样一项阶段性的成果，无疑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是一份骄人的成绩。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就十分自得、踌躇满志。现在回想起来，也不失为我个人学术生涯中一次“良好的表现”。当时，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对此成绩也很满意。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学部领导机关，学部领导人认为西方文学研究室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的详细纲要是集体编写工作中一个可喜的成绩，为集体编写工作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因此，在全学部范围里专门组织了一场报告会，指名要我去做一个专题报告，汇报编写工作的过程，介绍集体编写的工作经验。

　　说实话，当时我的确颇为得意，觉得自己来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打响了第一炮，向高级职称——副研究员迈出了踏踏实实的一步。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