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是北宋理学转向南宋理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只不过后世将其思想归于朱熹一派，而湮没于程朱理学的光辉之下难以彰显。究其原委，一是张栻天不假寿，以虚龄48岁正值思想越来越成熟的壮年而去世；二是朱熹在编纂《南轩集》时对张栻早年思想以“未定之论”为借口，妄加删除。前者使张栻的思想不能更加纯熟和完善，学脉传承失去了依靠，后者使张栻的思想特色被抹杀，以至于后人在评价张栻思想时，竟是一句“只是蠢然随朱子脚跟转而已”，不亦悲乎。
“潭州嘉会”开悟朱熹
返诸历史我们发现，虽然朱熹与张栻同列“东南三贤”，但实际上，张栻在其生前地位和名望均在朱熹之上。
作为“中兴四将”之一的张浚之子，张栻不仅是名门之后，而且继承了乃父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在张浚北伐过程中，张栻以年少周旋于幕府下，内赞密谋，以参庶务。31岁时，张栻被宋孝宗接见，定下“君臣之契”。后来，刘珙在镇压李金起义时，张栻亦有辅佐谋猷之功。42岁之后，张栻从静江府知州做到江陵府知州，且治理有方、屡被提拔，曾经因为处理“胡奴”之事，为金人所钦服，赞叹“南朝有人”。若不是早逝，必定会有更大作为。相较于张栻，朱熹49岁才做到南康知县，而此时距离张栻去世尚有一年。
当然，并不是因为张栻官做得大，就一定比朱熹名望大，张栻的学问也做得不错。除了具有家学传统，张栻还师从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二程再传弟子胡宏，并被胡宏认定为传人，成为湖湘学派的砥柱。岳麓书院正是在张栻为主教时名震天下，各地学者“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湖湘学派由此风靡全国，成为当时的“显学”。朱熹更是不远千里来到岳麓书院，拜访张栻、切磋学问。这一方面说明朱熹好学，另一方面也说明张栻确有真才实学。朱熹见到张栻后亦特别服膺，赞叹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因此，才有了朱熹口中的“潭州嘉会”。在张栻启发下，朱熹在1166年有所醒悟，这被其称为“丙戌之悟”。为此，朱熹还专门写诗向张栻表达感谢：“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3年后，朱熹又在反思“丙戌之悟”基础上产生了“己丑之悟”，提出“中和新说”。
由上可见，张栻之于朱熹的意义，正如王丽梅在2020年6月出版的《张栻的思想世界》一书中所言，没有张栻，便不会有朱熹，便不会有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正因为张栻，朱熹逐渐成长起来，并最终成长为“足以名于一世”的理学大家。
“蠢然随朱子”之辨
“潭州嘉会”之后，张栻和朱熹保持16年的书信来往，不可不谓情意深厚。据统计，朱熹致张栻信函有55件，张栻致朱熹信函有73件、答问25件。二人探讨学问、研究性理，对太极、已发未发、心性关系、为学之道等理学重要问题进行了切磋和论辩，彼此之间相互补益又各自独立。
张栻思想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第一，继承和发展了胡宏“性”本思想，且更为纯粹，提出“太极即性”的观点，并专门作《太极解义》来表示对朱熹《太极图解》中“太极即理”思想的不满。第二，与朱熹“心统性情”不同，在理欲观上，张栻主张“心主性情”，强调“同行异情”，认为天理和人欲是既区别又联系的辩证统一。第三，朱熹把心的主宰仅仅限定在性和情上，而张栻则将心放大到对宇宙万物的主宰。第四，张栻通过义利之辨指导现实，切实践行湖湘学派春秋大义的家法和经世致用的主张，在主教岳麓书院时提出“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第五，在工夫论上，朱熹主敬，而张栻则强调“察识端倪”。第六，在知行观上，张栻认为“知行互发并进”，而朱熹则强调知先行后。
由此可见，张栻与朱熹的思想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说张栻学问是“蠢然随朱子”，实一大诬枉。全祖望在《南轩学案》中对此就有专过门辩驳：“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诸子必欲谓南轩从晦翁转手，是犹谓横渠之学于程氏者。欲尊其师而反诬之，斯之谓也。”朱子后学认为张栻的学说是从朱熹转手过来的，表面上看是尊其师，实则是害了朱熹。
为人肯改学问平实
张栻之所以给人以被朱熹之学“吞没”的感觉，是因为张栻的学问及其为人都很“实”。朱熹就说：“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又评价张栻的学问：“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覆不置者十有余年，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亦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张栻自己也时常“省过矫偏”。可见，为人“肯改”和学问平实，却成为张栻为后人诟病的根源。
张栻去世后，朱熹又找到陆九渊进行切磋、论辩。不像陆九渊与朱熹之间的论辩，似暴风骤雨、犹狭路相逢，必欲置彼此于败地而后快。张栻与朱熹的往来论辩，虽然激烈却又不失大度宽厚，既肯定朱熹说的合理之处，又保留自己的独立性，这与张栻的为人和学问十分相契。另外，朱熹在与陆九渊“鹅湖之会”时，思想已经成熟，这种成熟正是在与张栻切磋论辩中完成的。因此，当我们赞叹朱陆“鹅湖之会”是历史性相会时，亦不能忘了朱张的“潭州嘉会”，这是朱熹学问的转折处。
可惜的是，朱熹在其思想纯熟后，“学术霸权”的姿态日益严重，不仅对前人著述按照自己的宗旨颠倒删改，而且对昔日好友张栻也下此“毒手”。在编纂《南轩集》的过程中，假以“未定之论”而对张栻早年思想一笔抹杀，令人玩味。另外，我们提到宋明理学，往往会说“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皆因其所主为理、为心，且具有一致连贯性。而就张栻对胡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来说，我们也应当提出“胡张性学”这一说法，以凸显湖湘学派的学术主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