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前因为书写者、书写动机等的不同已形成了僧人行记、征伐随行记、交聘行记等。与前代的行记相比，宋代的文人行役记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追求，不断融通创新，使行记创作达到了高峰，为后世树立典范，影响深远。
旅行书写与文体自觉融通。宋代的文人行役记约三十余部（篇），虽然受游记影响较大，但在容量、体制、风格等方面与游记差别很大。欧阳修、黄庭坚、范成大、周必大、陆游、吕祖谦等影响一时的文人都有行记作品流传于世。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与唐代李翱的《来南录》如出一辙，语言简练，重在纪实，明人王慎中言《于役志》“此公酒肉帐簿也，亦见史笔”。后又有李复的《冯翊行记》、张舜民的《郴行录》、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卢襄的《西征记》等，这些作品已不满足于行程的记写与简单的事件罗列，内容和体例方面皆有突破，其中张舜民的《郴行录》探幽览险，抒情言志，赋诗逞才，颇为壮观，正如周煇《清波杂志》卷四所言：“说诗揽胜，无复行役之劳。”重点叙写旅行途中的文化观感与审美愉悦。《郴行录》承上启下，后来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创作出了水准很高的作品。
宋代是各种文体的丕变期，文人对文体的探索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各种文体在正体与变体、尊体与破体之间不断融通渗透，逐渐走出了一条贯通之路。宋代的文人行役记在继承前代行记的基础上，融合各种文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纪实、审美、抒情并行，是长期处在日记、游记、地记、传记之间的著述，在体例方面逐步完善，是纪实文学发展的新高度。宋代的文人行役记在时间上按照日记体逐日记录，采用以人物行走为中心的传记手法，吸收借鉴对地方性知识的书写方式，其中不乏游记的审美观照，笔法具有笔记体随笔占记，萧散自然的特点，语言“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在纪实与审美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形成了韵味十足的散体文。
文化精神凸显与“内在”审美转向。宋代采取崇文佑文政策，优遇文人，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核心文化是士大夫文化。文人行役记集中反映了士大夫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追求，以一种精英旅行的方式推动文化发展，他们将关注重点放在了长江以南地区，在旅行当中重新梳理景观与地域之间的续脉，将书本知识与山水、遗迹、风土、人情融通，体现出一种自我意识与文化审美。这些行记受时代精神浸润，更加注重“内在自我”的观照以及“以我观物”的审美追求，具有内倾的特质。宋代文人行役记的形成是文道合一、审美涵养的过程，四库馆臣在论述陆游《入蜀记》时言：“因述其道路所经，以为是记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其它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其实，这段话能够概括宋代文人行役记的普遍特点。宋代的文人行役记突破了游记专门记游的单一模式，全面反映士大夫在自然、生活、艺术、学术方面的追求，时空结合，大胆创新，自由灵活，形成了具有宋代特色的旅行书写传统。这些行记既注重行程路线、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记载，而且也引诗考证，搜寻探求，既有文化的厚度，又有审美的高度。
文人行役记的创作者以学术的眼光突出地方性知识，又以文人的才情书写风景，延续文化传统。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经由文人的书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文化认证方式，进一步强化了风景与历史遗迹的文化意义。书写的对象不在于其自身之美，而是在文化体验过程中形成一种自觉审美，在记写的过程中彰显身份、审美取向与文化权力，体现了宋代的文化精神。文人行役记创作者眼中的风景具有文化属性，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将诗歌、考证、辨误相结合，在特定场域重塑风景，强调地方意义。
文人行役记书写典范的确立。南宋时文人行役记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又有了很大的提升，影响渐深，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骖鸾录》，周必大的《南归录》《奏事录》《泛舟游山录》，吕祖谦的《入闽录》《入越录》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尤其是陆游的《入蜀记》，堪称典范。《入蜀记》共六卷，记录了陆游从山阴到夔州途中的所见所感，全书逐日记录，沿途的山川名胜、历史遗迹、风土人情无不涵括其中，揽胜、说诗、考证、辨误融会贯通，语言清丽雅洁，是难得的佳作。
《入蜀记》为行记提供了一种与文人身份相配写作模式，富赡的学养与强烈的文化认同，使陆游能够轻松驾驭旅行途中的景观。《入蜀记》或是对自然山水的平铺直叙，或借前人的吟咏来写景，或描写生活化的场景。其中，诗歌成了陆游体会涵咏最主要的方式，每到一处，他总会将写某地的诗歌拿来比较一番，择取优秀的诗歌穿插其中，不乏通过观感加深对诗歌的理解，纠正错误的认识，因而，在旅行中又经历了一次诗学的大淘洗。《入蜀记》中的学术品格又为文人行役记提供了一种书写范式，其中以严谨态度的考辨俯拾即是，对碑刻的格外留意，文献与考古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被陆游用得炉火纯青，集中体现宋人的理性与探求精神。
《入蜀记》中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深度融通，知识经验与实践阅历碰撞，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丰富的情感倾注其中，雅洁自然，隽永有味，蔚为壮观，为后来的文人行役记创作树立了典范，影响巨大。南宋时期的《吴船录》《骖鸾录》《泛舟游山录》《入越记》《入闽记》《归庐陵日记》等文人行役记皆与《入蜀记》一脉相承，成为一时的文学现象。元明清以后，文人行役记的创作者多以《入蜀记》为典范，在旅行途中以行记的方式发现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风景、文化、情感、学养无所不包，成为文人争相模仿的对象。
作为旅行书写的主要方式，宋代的文人行役记以“宋型文化”为基础，融通各种文体形成的纪实性文学，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与美学特质。在外在形式上，渗透多样文体，自然浑成，随意挥洒，是旅行书写的新典范；在内在精神上，重在文化审美意识的张扬与自我经验的观照， 旅行景观与内在自我高度契合，具有静穆理智、闲雅平和的人文旨趣，是宋人文化精神的展示。“文变染乎世情”，宋代的文人行役记以其独特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追求在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人行役记的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