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云：“判，分也。”《辞源》有“剖开”“半” “区别、分辨”“裁决狱讼”等意。“判”之为文由来已久，从西周时期开始，便出现以判文断决狱讼的记录。“判”与“官”的关系密切：古时官员以判文断决狱讼、处理纠纷，逐渐地创作判文成为官员临政治民、处理公务的必备能力。到了唐代，国家便以判文作为铨选文职官员的重要文体。
流外入流，以判简择。唐代试判最初起于“流外入流”。“流外”指“未入九流”的流外官，《唐六典·尚书吏部》云：“郎中一人，掌小选。凡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复分为九品，通谓之‘行署’。其应选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谓之‘流外铨’，亦谓之‘小铨’。” 流外官指“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他们主要是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官员之子弟，或者州县佐吏。具备书、计或时务能力的庶人也有资格参加流外官的选授。流外官也分为九品，一般情况下，每年考核一次，经过三考参加流外铨的转选，根据其才能功劳升秩。升到流外官最高的勋品后，就可以参加流外官转入流内官的选授活动，称作“流外入流”。“流外入流”需要经过一系列官员选授的“程序”，“试判”就属于流外入流的主要程序之一。
吏部关试，以判报到。唐代士子经由礼部的进士、明经等科目试及第后，只是获得了晋身仕途的资格，还要经过“关试”，到吏部报到，然后等待选官。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云：“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进士（等贡举科目）放榜以后，礼部把及第举子的材料移交到吏部，吏部对他们试判两节，然后发给举子“春关”。完成这样一套程序，他们才算正式归属吏部待选。唐代赵匡在《举选议》中云：“不习经史，无以立身；不习法理，无以效职。人出身以后，当宜习法。”所以事实上，试判是新及第举子到吏部报到的一个程序，标志着他们今后的官职授任已经由吏部负责。而关试旨在指引考生今后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处理政事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效职。同时，关试中试判成绩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守选时限和冬集时间。也就是说，同等出身、科目、等第的举子，在关试中的试判成绩优秀的，能够相对更早地获得官职任命。
铨选四事：身言书判。终唐一世，六品以下文官系统的官职授任，大都需要经由吏部常调铨选。据《新唐书·选举志》：“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参加选官活动的待选之人，首先要集中考试，以观其书判优劣，要求书法楷法遒美，判文文理优长。然后再铨察其身言，要求体貌丰伟，言辞辩正。四事皆可取，然后再参考德、才、劳，根据资历、劳考而授官。但是，自古以来，取才为难，各个时代的选贤授能都是一个难题，唐代亦不例外。唐代礼部侍郎沈既济论曰：“吏部之本，存乎甲令，虽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职，计劳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国家制度虽然规定度德、量才、计劳授职升秩，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却只能从有限的书判簿历、言行举止中以一斑窥全豹，故谓之以“身、言、书、判”四事选官。
四事之中，判为尤重。虽说以“身、言、书、判”四事择人选官，这四项标准却是有主次之分的，并非同等重要。赵匡认为，“身、言、书、判”四事中，书法只是一种临政治民的工具，字体不至于乖越即可。身、言实际上就是举措可观、词说合理，有才干的人皆能如此。而判文，则是为官最重要的能力。擅长创作判文的人能够断决百事，必然是理识非凡之人，所以从判文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才干。试判优秀之人，自然是举措可观、词说合理的才干之士；相应的，试判下劣之人则蔽于理识，断然没有貌言可言。所以赵匡认为，判是择人四事中最为重要的标准，是身、言、书不可同日而语的。
试判在吏部常调铨选中的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择优，二为黜劣，三为达标。试判成绩特别好的，分为一二三四等级或者甲乙等级，凡试判入了等级的，称“入等”，优予授官。如常无名、颜真卿、韦温、宋璟、苏颋等人都曾有过试判入等的经历；特别差的，称“蓝缕”，不予授官或者降级授官；成绩达标、不优不劣的，就按照常规制度正常授予相应官职。试判优劣是唐代选人能否得官和得官好坏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书判拔萃，超资授官。唐代在高宗以后入仕之人渐多，官阙增加却有限，大概要八九人竞选一官。每年的选官活动，选人疲于来往，吏部工作繁重，也给京城的治安、交通、住宿等带来沉重负担。所以有司按待选官员的出身、等级、资历等条件，提前公布哪些人能够参选。先是出台了临时的“长名榜”，后来形成了规范全面的“循资格”，从开元十八年开始实施直至唐末。“循资格”设置了六品以下文职官员的常调铨选，按年资逐级晋升的法式。它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凡是六品以下文官，获得出身或任职期满罢秩后，无论贤愚皆需等待若干年以后才能参加常选授官；等待的时间长短各有差等，级别低的官职等待年限长，级别高的官职等待年限短；授官要以下升上，根据级别高低逐级提拔，不能逾越。循资而进的选人范式，有其天然的弊端：重资历而轻才能，只凭年资履历逐级提拔，无才能高下之别。在当时就有对“循资格”的批评之声，以为非求才之方，“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官方甚至一度下诏试图废止，但因选人多而官阙少的矛盾一直存在，“循资格”又便于实施，所以随后便又恢复如旧。
“循资格”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选人多而官阙少的矛盾，对选司来说减少了工作量，对选人来说避免往来奔波，也减轻了京师的交通食宿压力，应该说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确实有失才之嫌。所以作为选官制度的补充，吏部“科目选”就应运而生。它打破常规，选人可不限年考参选，考试时展现非常之才者，还可越级提拔。“书判拔萃科”是“科目选”最常见的科目，其唯一的试项就是判文。相对而言，它录取登科的标准更高，常选试判入等是“佳者”，书判拔萃则是“超绝”。但它不拘格限，超资授官，所以更适合文才出众者，白居易、李商隐、郑畋等人都曾登“书判拔萃科”。
从整个唐代来看，试判在文职官员铨选中至关重要，几乎是六品以下文官选授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作用之大、影响之广、涉及人数之多、实施时间之长，极而言之，堪称“以判选官”。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判文文献整理与研究”负责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