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一词的产生以及成为一种独立的表演伎艺，据现有资料来看，不早于隋唐时期。但构成说话伎艺最基本的艺术元素——用口语来说故事，即口头表演的客观形态，则萌生甚早，且与带有民间街谈巷语性质的“小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在对说话艺术溯源时，已注意到“说话”与“小说”都源于民间的说故事，并提及先秦两汉时期的稗官讲说小说活动，对说话伎艺有一定影响。《汉书·艺文志》所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正说明了“说话”与“小说”都具有民间口头文学口耳相传的总体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民间性、口头性与故事性，并不断创作与传播，且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在后续的传播中得以丰富与强化。
两汉至隋瞽矇说唱少见文献
两汉至隋，瞽矇说唱已很少见诸文献，逐渐式微，以娱乐为主的徘语优戏却日渐盛行，并由初具说话基本元素的“优笑”，发展为一种兼具说话基本元素和主要特征的“俳优小说”，在中国古代说话伎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俳优，既具备乐舞杂戏等综合表演技能，又以口头调笑戏弄的俳谐言语表演见长，而后者还未形成独立和固定的表演形式。这个特点在两汉之后得到加强，盛行于宫廷与民间。而历年出土的实物如成都汉墓“乐舞百戏画像砖”、山东汉墓“乐舞百戏画像石”等各地汉墓，包括近年发掘的南昌海昏侯汉墓出土的多件“说唱俑”，都佐证了相对于先秦时期优人“优笑”表演作为中国说话伎艺萌芽的一种形态，两汉以来的“俳优小说”则标志着说话作为一门独立伎艺的初步形成。其确立了口说的表演方式，提升了故事在表演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一种带有民间色彩的以娱乐为主的口头讲说故事表演。而这种形态也决定了后世说话伎艺中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同时，民间的好尚也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准备，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就单独讨论了徘语特征。
隋唐说话伎艺成为独立艺术
隋唐时期，说话伎艺的上述特征得到继续加强，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即具备“说话”之名、以说为特征的表演方式、以故事为主的表演内容以及一些基本的表演程式。既有戏谑传统的沿承如侯白“说一个好话”，也有长篇故事的敷衍如白居易、元稹“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而口头讲说的故事内容也往往被文人所笔录，如刘餗《隋唐嘉话》、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赵璘《因话录》，这些以“话”为名的笔记小说作品，实际上正反映了书面文学对口头文学的营养汲取。同时，说话在表演场地和观众构成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走出宫廷，与民间其他表演伎艺一起，以寺院附近的戏场、私人府邸的宴会筵席以及街衢闹市等地作为表演场所，经常出现在普通民众中间，拥有了相当广泛的接受度。这就使说话进一步汲取了来自民间的营养。
宋代产生了说话艺人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不仅体现在传统的诗词歌赋等高雅文学领域，也反映在通俗文学作品的兴起上。作为通俗曲艺的重要代表，说话凭借其深受民众喜爱的表演形式、完善高超的讲说技巧，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说话艺人，也迎来其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宋代说话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首次出现了专业的说话表演场所——勾栏瓦舍；二是说话题材丰富，并形成了“南宋说话四家”的说话家数；三是说话内容被大量记录，如今天仍可目见的宋元话本或相关说话名目，这些残留的说话底本或经过文人修订的话本成为早期的通俗小说文本；四是这些通俗的曲艺经验被书会才人如罗烨的《醉翁谈录》总结升华，第一次形成了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相对于传统小说理论的通俗小说理论。如果说前三者仍属说话以事娱人的层面，后者则完全将说话纳入一个相对成熟的文学理论范畴，有力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兴盛。
元明说话伎艺跌宕起伏
元代中后期及明代前期，由于社会法令对说话伎艺的限制与约束，说话一度衰落。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政策的松弛，沉潜于民间的说话艺术，以评话、评书为新的传承形态，迅速恢复壮大，各种形式的书场在市廛庙观中纷纷出现，取代了宋元时期的勾栏瓦舍，并进一步形成了讲说评话、评书的专业书场，在明末及清代迎来了说话艺术发展的第二次高峰。而明清评话、评书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作为一门口头表演的通俗曲艺，其叙事技巧等理论要素又被文人所吸收，并影响到书面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小说的创作。如明清以来的长篇章回体叙事小说，就受到了说话及话本的主要影响。
经过历代学者的辛勤开拓与不断积累，“说话”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中国古代“说话”的整体流变发展，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说话”引发的通俗小说兴起，亦缺乏建立在文学现象之上的理性思辨。无论是对“说话”的阶段考察，还是对话本及通俗小说的个案分析，往往都局限于既有的阐发角度，缺少文学史层面的观照。造成这种研究的失当，一方面，由于说话文本多以口头方式传承和保存，相比其他文体，文献具有鲜明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可供利用的书面文本非常少，且很难把握和归属其文本的具体产生年代，研究起来的确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因为宋元说话、明清评话评书始终属于民间口头俗文学，即使是受其影响产生的话本、章回体小说，也归属于通俗文学，地位相对较低，学界的关注点因此大多集中于写定的小说文本，而从“说话”角度予以引申的则相对较少。
总体来说，目前的“说话”研究，缺乏对“说话”本质的整体观照，缺乏对“说话”从体系形成到作品接受与反馈等各个层面的流变考察，缺乏对“说话”激发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生成理论思辨，这就使“说话”研究实际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因此，只有梳理好“说话”的流变特征与关键点，还原“说话”在文学史进程中的真实面貌，辨析“说话”兴盛与通俗小说兴起的相互关系，讨论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相互反馈，才能使“说话”研究不断走向开拓与深入。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说话’流变研究”负责人、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