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方言文化研究新范式
2020年08月18日 09: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18日第1991期 作者:高峰

  方言与地域文化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地域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用方言形式所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即为“方言文化”,包括地方风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等。笔者认为,随着语保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应当推动方言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探索科学的研究范式。

  方言与文化研究的科学范式尚未形成

  把语言与文化(思维)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在西方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有几十年的历史。1950年出版的罗常培《语言与文化》是我国语言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作;1985年,游汝杰、周振鹤在《复旦学报》第3期发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概念,认为应该将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曾经出现“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却快速消退。其迅速衰微的根本原因是,研究对象过于庞杂,内容、方法不统一,缺乏科学的研究范式。

  此后的20多年,正是汉语方言学快速发展的时期。方言学界专注于考察语言本体的各种问题,对于与方言密不可分的地域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则关注甚少。以陕西方言研究为例,代表性著作如《神木方言研究》《绥德方言调查研究》及《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等,对语言系统的描写和考察细致深入,民俗文化的内容在“分类词表”中有所体现,但仍以词语解释为主。与此同时,民俗学界的研究则主要是对民俗事象及其文化意义的描写和追索,较少涉及方言。因此,形成了方言与文化研究相互隔离的局面。

  在新语境下打破研究隔离

  近年来,随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方言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方言调查研究的视野,得到记录、保存和呈现。不仅《中国方言民俗图典》《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全面系统地描写和记录了方言文化,而且语保工程中的濒危方言调查、一般方言调查,都有口头文化的内容。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保护方言文化”是其中的一项工程。新材料的出现和新语境的形成,提出了重新认识方言与文化关系的要求,也提出了建立方言文化研究新范式的要求。

  那么,如何打破方言和文化研究的隔离,将方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方言文化研究又有哪些取向和模式?《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利用语言和多媒体、数据库及网络技术保存和展示方言文化,是语言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可以称之为“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模式”。我们认为,在大力开展语言文化资源保护的同时,还可以将方言文化的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兼顾语言与文化的外在和内在联系,探索“方言文化互解互证模式”和“语言文化现象考源模式”。

  在继承与变革中探索新范式

  构建新范式,可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吸收合理成分,但对其实际内涵与外延则需要作出重大改变。在研究“文化语言学”的学者中,除了少数学者外,关注方言文化的并不多,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典籍、汉字、熟语中的文化现象及其含义。在新的范式中,我们将方言与文化看作是互为表里的整体,在大量调查、记录方言文化现象的基础上,观察方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方言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和共时差异,用方言与文化互释互证,或通过历时溯源,揭示方言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其来源。

  “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模式”是语保工程中形成的方言文化研究新范式。《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的调查框架,囊括了方言中物质文化、口头文化的方方面面。首先分为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九个大类,大类下再分次类、小类,共800多个调查条目。该系列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记录、解释方言文化词语的同时,将相关联的俗语、谚语、歇后语、民歌也记录下来,以最大限度地体现该民俗(词语)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语言价值。

  “方言与文化互释互证模式” 可以指导研究者通过对民俗文化的考察准确理解方言词义,避免望文生义、俗词俗解。反过来,方言词义也可以帮助准确理解有关词语和现象的文化意义,纠正误解。比如,刘勋宁的《陕西民俗与方言本字》将方言调查和民俗考察相结合,对书面语里不单独使用而意义模糊的字,借助民俗文化意义澄清了其语义。另外,方言和民俗文化的分布地域也可以互相印证。我们可以从方言特征与民俗事象在不同方言区域中的分布,观察到方言文化流播的同向性乃至同步性。

  “语言文化现象考源模式”是在方言文化描写记录的基础上,在一定区域内考察民俗文化的不同语言表达形式和含义,对方言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和溯源。这种研究范式强调从方言入手,深入挖掘和揭示方言词语、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以“打火”民俗研究为例。“打火”是陕北春节前后以点燃“火堆、火塔”为核心的重要民俗活动。我们首先考察了延安打火的仪式、过程和不同时间打火的意义。其次,考察这种活动在陕北及周边不同方言中的语言表现:既有“火”的一致性,又根据材料和形制的不同各有特点,如“打火、打烟火、打火塔子、垒火塔塔、垒旺火、垒火堆”等。再次,考察打火民俗的分布和表现形式:在陕北、山西、内蒙古晋语区和甘肃等地都有这个习俗,火堆点旺时,人们或者在火上烤食物、烤衣服,或者转火堆、火塔,目的是用火驱邪、“撂病”(燎/疗病,甘肃靖远叫“游百病”)。最后,根据打火民俗的分布地域、活动过程和目的意义来追溯其文化源头,发现它既是中国古代“燎柴”风俗的延续,又极可能与北方诸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对“火”的崇拜有关;延安正月十五打火敬太上老君,则和道教有关;至于“火塔”的形制都是佛塔状且名之为“塔”,则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打火”民俗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语言形式、方言差异、具体过程正好揭示了这一点。新时期以来,打火民俗有传承也有发展,除了“撂病”主题,更多地成为老百姓生活红火兴旺的象征。

  综上所述,语保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不仅保存和发掘出无比丰富的方言文化资源,而且创造了新的语境,启示着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在这个新的语境下,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方言文化研究的新途径和新范式。

  (本文系国家语委语保工程项目“语言方言文化调查·陕西延安”(YB1921A004)、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晋语志延片方言接触研究”(19YJA74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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