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实体性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为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提出了方向和目标，而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探索社区治理创新成为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具体而又迫切的问题。在诸多的探索中，赋权理论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成为研究社区治理的理论工具之一。

　　从赋权到参与：社会资本的关键作用

　　社会治理中的赋权只是一种手段，归根到底是要通过赋权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从而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如果将赋权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治理的路径，就必然涉及赋权参与；如果将赋权看作一种提高治理绩效的手段，那么参与就是更接近这个目的的手段。事实上，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赋权的话，它本身也是包含着“参与”等因素的。因此，可以将“如何实现有效赋权”这一问题置换成“如何实现居民的社会交往、参与、表达与行动实践更加有效”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可以借助“场域”理论来进行分析。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资本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资本是场域内各关系网动态变化的动力，资本有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三种类型，不同的资本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能量。那么，在赋权活动发生的场域中，社会资本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能量并发挥关键作用。

　　社会资本影响社区赋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影响赋权对象的意愿。社区赋权虽然有内在赋权和外在赋权两个维度，其实更多的是外在赋权，例如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而将居民纳入社会组织中来，那么，社区居民是否愿意参与到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中来，进而参与社区治理呢？这就取决于他们的参与意愿。而实际上，在社会资本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居民，他们的参与意愿也更强。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还影响赋权过程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因为具有更多社会网络关系的人，他们对社区的影响力也更大，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表达就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

　　然而，从作为整体的社区来看，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赋权的影响力更强。社区赋权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培育社区中的社会组织，促进社区内生权力的增长，而社区社会资本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区社会资本由社区信任、社区互惠规范和社区关系网络三要素组成，而这三类要素都是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有机融合社区资本与赋权

　　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将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融入到社区赋权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推动两者的有机融合。这其中，无论是社区集体行动的培育还是社区能力的提升，都要以唤醒和激发社区共同意识为前提。

　　首先，激发和发展社区互惠性规范。互惠性规范是人们在行动过程中充分考虑和促进他人利益的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习惯，它是社区共同体能够形成为利益共同体甚至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条件。从内容上看，激发和发展社区互惠性规范，首要的是推动社区共同文化的建设。挖掘社区的历史传统或其他现实方面的特征，围绕一两个核心点塑造社区共同文化，使得社区居民对社区有更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注重文化内容的历史性，又要体现开放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包容性。社区文化的目的是真正能够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来。这一过程也可以通过邀请专业的文化团队来帮助打造完成。

　　与此同时，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制度规范，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一些社区可以尝试制定社区文明公约，将无形的规范有形化，以此增强社区居民的规则意识。这将有助于加强社区的公共秩序，也促进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化、组织化参与。另外，从社区共同文化建设的方式来看，要特别注重发挥社区媒介的作用，利用社区网络媒体，将社区共同文化和制度规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送出去。当然，也要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社区文化体验室等多样化的方式形成合力，培育社区互惠性规范。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方式应该是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近年来一些农村社区开始流行社区居民一起吃年夜饭的习惯，这种既立足于传统节日又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是比较有成效的。

　　其次，建立和完善社区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可以为社区居民的行动提供及时有效的沟通，减少个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确保行动的统一协调性。构建密集的邻里关系网络最重要的是发展建立形式多样的社区自治组织，当然这也是社区赋权的重要路径之一。

　　通过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促进邻里关系的建立，应该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强化社区自治组织的社区主体地位，并建立密集的内部联系。社区自治组织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都应该是社区居民，确保自治组织代表和维护本社区的利益和权利。另外，自治组织要建立内部沟通协调机制，在组织领导的选举、组织主要议题的构建、组织经费预算等方面切实保障组织成员的参与权，以此来建立组织和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联系网络。第二，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密切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多少持不信任的态度。要克服这一点，就要求社区自治组织应该以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作为基本方向和出发点，为社区居民提供像安全巡逻、法律咨询、便民服务、爱心捐助等内容与形式多样的志愿性服务。这样可以拉近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距离，使社区居民有兴趣了解和接受社区自治组织的服务，甚至参与到社区自治组织中来。

　　最后，着重培育社区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社区弱势群体是社区中非常特殊的一类群体，在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赋权的影响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方面，他们掌握的社会资本现状对整个社区的社会资本而言具有“木桶效应”，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困难对社区社会资本建设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当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特殊照顾时，他们更有可能利用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来抵抗和回避集体行动。这对于整个集体行动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负面扩散效应，并影响社区赋权的整体效果。培育社区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是增加他们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比社会资本更加具有短期可实现性，而且经济资本还可以适时转化为社会资本。包括扩大社区最低保障水平，增加保障范围，实现对社区弱势群体的一对一帮扶，为有劳动力的弱势群体创造接受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引导他们走向工作岗位，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摆脱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此外，还要积极引导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公共生活，锻炼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技能，使他们在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从而变得更加自信，如此一来，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就更加丰富。

　　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三者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互为基础，互相补充。只有辩证地看待三者的关系，并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建立起丰富的社会资本，实现良好的社区赋权，真正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