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共管理学的不断进步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实证研究在公共管理学中逐渐发展起来，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也在不断提升。然而，在选择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采取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成为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其中的焦点更是放在如何对待定量研究方面。近年来，这些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质疑甚至论战。如在定量研究中，有的论文虽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无懈可击，但研究意义却苍白空洞，研究假设牵强附会等。针对这类问题的评判，有的一针见血，有的则偏离了主题，扩大成了对定量研究甚至整个实证研究本身的质疑和否定。我们当然不可全盘否定定量研究方法，但也应理性、客观、有针对性地看待不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并对其应用与发展给予客观评判。

　　坚持实证研究范式  鼓励研究方法多元化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实证研究已是公共管理学界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虽然，理论创新远难于方法创新，理论积淀所需要的投入远多于研究方法的学习。但客观而言，扎实地掌握实证研究方法，以及一门分析技术，不管是质性研究的技术还是量化研究的技术，也都不是一件易事。因此，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运用原则上，首先要避免因为畏学而对研究方法、分析工具产生抵触心理，要避免因为不擅长或者根本不会研究方法，就对研究方法、分析工具进行质疑与否定，毕竟，任何批判与反思，都应该建立在其对特定事物充分掌握和了解的基础上。

　　一方面，公共管理应坚持实证研究范式。第一，坚持实证研究，并不意味着对规范研究及其贡献的否定。规范研究属于合意性的研究，它解决的是“应该是怎样”的问题，这意味着，从事规范研究是需要很强的理论与实践积淀的。因此，对于广大中青年学者而言，脚踏实地开展实证研究恐怕是我们所处的研究阶段更需要去做的。此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也并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前者解决“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后者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它们的差异在于研究目的和情境的不同。例如，当人工智能刚刚应用于公共管理中时，如果要对人工智能渗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边界进行探讨，学界前辈们基于自身学术积淀与知识积累做出的规范研究是很具指导意义的。但是，一旦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实证研究将能更科学地归纳出该领域现象或问题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并迅速成为研究的主流范式。

　　第二，实证研究并不仅仅指量化研究。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以科学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问题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涵盖了定量实证研究与定性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中，资料的收集方式包括问卷法、无结构访谈法、观察法、实验法、文献法等。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决定了资料分析方法的差异。如，无结构的访谈法、观察法常常对应定性分析方法；问卷法、实验法与文献法则常常对应定量分析方法。二者虽然在具体方法上存在差异，但是研究逻辑是一致的，均是基于具体的经验事实揭示一般结论。将实证研究片面地理解为定量实证研究，将规范研究视为定性研究，这些都是对实证研究概念的误解。

　　第三，定性实证研究与定量实证研究要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定性实证研究与定量实证研究应是一个公共管理学者在他的研究中能根据研究需要自如使用的两套方法，要避免因“不会”而“不用”甚至全盘否定的情况。无论采取定性实证研究，还是定量实证研究，都应该遵循规范的实证研究逻辑。比如，使用单一案例进行理论假设的检验，有违实证研究逻辑，不够科学与规范；即便使用了双案例进行研究，如果不是基于实证研究的逻辑思路与研究设计，也无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简单堆放案例的论文更是不能被称为定量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学科发展应允许并鼓励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与日俱增，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系统工程、计算机学科的学者开始大量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并快速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面对这一现象，不必迷茫、焦虑或者畏惧。需知，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在公共管理中多学科渗入研究的必然性；公共管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应用性的学术领域。这种“百花齐放”的现象是现阶段回应实践问题的需要，也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日益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应允许甚至鼓励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只要是基于本学科的问题导向，立足本学科的问题研究，我们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上，可以鼓励多元化。研究者在基于研究需要的前提下，应不惧新方法，敢于突破舒适区，开展新的学习，探索新的甚至是别的专业领域的方法和技术，或者主动寻求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开展交叉研究，进行新的努力和尝试。

　　科学选择研究方法  理性使用分析技术

　　在一项研究中，方法和技术只是工具，是作者在讲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和挖掘一个有深度的规律时恰好需要用到的合适工具。如在定量实证研究中，真正的难度其实并不在于方法与技术，而是如何对研究假设进行缜密的理论推演、数据与资源的质量以及研究的信度与效度问题。因此，对数据和研究方法还是需要心存敬畏的，不能陷入方法和技术的泥淖，忽视研究的意义、理论支撑与创新价值。

　　一方面，研究方法与技术的选择应以“合适”为要。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无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定量实证研究的论文未必就比定性实证研究的论文“高级”，新兴的大数据分析工具的研究未必就比传统抽样研究“高级”。研究方法的选择一定是根据研究目的、意义、内容，甚至是研究经费等要素综合而定的。比如，有时候，通过一对一深度访谈，可能比大样本问卷调查能收集到更多来自基层的、极具中国公共组织文化特点的生动案例。方法和技术都只是我们讲述自己学科内一个好“故事”的工具，合适的方法就是好的方法。

　　另一方面，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学习需持理性态度。既然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应以“合适”为要，那么我们在面对“百花齐放”的分析技术时，也需持理性的态度。比如，运用社会统计工具进行量化研究的学者，不必掌握所有的统计分析软件，也不必盲目追求工具的“时髦”性，而应该根据研究的需要和进展进行统计分析软件知识的更新。换言之，每一种具体的分析技术都有适用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应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与内容选择最适合的方法。如果适合的分析技术是自己的知识盲区，就要踏实地去学习，或者寻找相关专业学者进行合作研究，避免因不必要的知识焦虑而陷入盲目且低效的学习。

　　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与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体系的支撑。实证研究应是公共管理学坚持的研究范式。此外，随着社会现象与管理问题日益复杂，实践与理论也都需要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的不断创新。交叉研究在未来甚至有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对于研究方法的态度绝不应该是原地踏步，更不应该出现对是否有必要坚持科学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的倒退行为；应积极探索与学习，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动理论的创新，解决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管理问题。与此同时，也需清醒地认识到，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技术，不过是我们实现研究目的以及推动理论创新的工具，不可本末倒置。只重方法而忽视一项研究的意义与理论贡献，研究将失去灵魂；抵制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及多元研究方法的交融，研究将失去动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与预警的动态治理机制研究”（20YJC630213Z)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