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古称“狻猊”，又称“白泽”，主要产于非洲，在古代亚洲的印度、波斯、巴比伦、亚述以及小亚地区也有。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狮子得以进入中国。古人多以狮子表示祝福好运或辟除邪恶的寓意，并读取“狮”的谐音附比“事”“师”“嗣”等字义。公元4—5世纪时期，狮子又随佛教传入新罗。

　　在新罗的佛教建筑及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石刻狮子形象，或立、或蹲、或卧，造型逼真，形象各异。这些出土文物显示，新罗的雕刻艺术受到了来自中国、波斯、希腊、印度等不同文明的影响。

　　立狮：造型独特 雕刻精美

　　九政洞方形坟位于韩国庆州市佛国寺火车站北侧，是新罗地区绝无仅有的方形石室坟，年代为9—10世纪。墓主人身份不明。坟墓南侧的墓门敞开，有双石门扉，里面是石室；墓外侧下部刻有12个神像护石。角落原有刻着胡人武人像和狮子像的“隅柱石”，立于方形坟四角处；原立在右侧的隅柱石，现已移往国立庆州博物馆。该狮子隅柱石高99厘米，以低浮雕的方式雕有狮子像。狮子呈直立状趴在隅柱石上，头部微扬，鬃毛微卷，四肢伸展直立，尾巴上扬卷起，线条流畅，具有希腊雕刻艺术的特点。

　　韩国杨州桧岩寺址双狮子石灯，建于高丽末期，位于李氏朝鲜初期的无学大师塔前，为一块巨石雕刻。双狮胸部相连蹲坐于莲花台上，后肢粗壮有力，前肢与头部合二为一，呈半直立状，仰头托起方形莲座，头部刻有厚重卷曲鬃毛。与九政洞方形坟狮子隅柱石相似，一立一蹲。

　　法住寺位于忠清北道报恩郡，出土了统一新罗时代双狮子石灯，为韩国国宝第5号。石灯高3.3米，幢身柱为两头对面立起的石狮，下踩莲花座，仰头，头与上肢托举莲花石托，站立的狮子，比较怪异。与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中兴山城双狮子石灯（韩国国宝第103号）、灵岩寺址双狮石灯，无论是时代，还是造型都完全相同。与九政洞方形坟狮子隅柱石亦属同一类型。

　　蹲狮：形态各异 用途多样

　　庆州金丈瓦窑遗址出土的狮子纹瓦当，内侧是连珠纹，里面配置狮子纹，外面则使用了配置八叶花纹的宝相华纹。狮子取伸前腿弯后腿盘坐的姿势。透过大张的狮子口，可看到利牙，头部有华丽的鬃毛。狮子宽阔的胸部和结实的腿部，显得非常有力。制作时期推测为8世纪前半期。

　　统一新罗时期的狮子纹圆瓦当与金丈瓦窑遗址出土的狮子纹瓦当相似，不同之处仅在于狮子周围稠密地配置了花蕊，且狮子有双翼。双翼应该是出于希腊塑造不可战胜神的目的，把狮子作为神兽，加上鹰的翅膀，站在神的世界里，就有了会飞的狮子之意。中国古代虽有将神仙画成羽人的传统，但在翼狮文化传入以后，仅仅在汉晋时期的王朝陵墓的守护兽上有所体现，隋唐以后基本上消失。在统一新罗时期出现也是特例。

　　韩国庆州雁鸭池出土蜡石制狮子香炉盖，狮子呈伸前腿弯后腿盘坐的姿势。双目圆睁，目光凶狠，透过大张的狮子口，可看到利牙，头部刻有华丽卷曲的鬃毛，可从口鼻处散发出香味。整体来说，完全是中国化的蹲狮形象。

　　骊州高达寺石灯有别于其他大部分双狮子石灯，为四只狮子蜷缩四角，前后两两扭身对视坐着，口部闭合微露齿。刻有华丽鬃毛，模样也从凶猛、狰狞变得温顺、可爱。

　　韩国求礼郡四狮子三层石塔，塔为三层，塔基上有四只守护型的蹲狮，雕刻简单，朴拙，面朝外，中间为缘起法师（创建华严寺的祖师）母亲的立像。蹲狮是一种被狗化狮子形象，已经失去了草原雄狮应有的那种气度与威风。旁边立有一石灯，幢身周围有三根石柱，中间雕刻的是缘起法师，缘起法师面向石塔，向其母亲供茶。制作时间为统一新罗时代，8世纪中期以后。

　　韩国庆州芬皇寺出土铜权，底部为三角形，中间为一圆球，圆球上装饰覆连纹，顶部为一蹲坐狮子，昂头回首张口怒吼，雕刻精美。与古巴比伦时期狮型铜权相比，狮子造型模样也从凶猛、狰狞变得温顺、可爱。

　　韩国庆州仁旺洞的金铜制狮子与韩国庆州芬皇寺的青铜制狮子形制完全相同，均前肢前伸，后肢后蹬，呈奔跑状，没有制作尾部，制作简单，细部粗糙。用途应是作为镇纸使用。

　　猎狮文化在中亚非常盛行，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演变为驯狮。在中国，猎狮习俗仅在太原出土的北周虞弘墓中有所体现，墓中有骑驼猎狮图、骑驼射狮图、乘象杀狮图等。宴饮图中人狮格斗的场面，与中亚的猎狮图非常相似。由于虞弘出生在中亚粟特地区，进入中原后还保留了原来的习俗是可以理解的。

　　新罗与日本几乎不见猎狮、驯狮习俗，仅日本法隆寺藏唐代“四天王狮猎文锦”。该织锦纵横排列着20个联珠狩纹团窠，每个团窠内以菩提树为中心，画着左右对称的四位骑士，头戴饰有日月纹的王冠，骑着有神格的带翅的天马，与波斯银器上刻的头戴王冠的萨珊王夏希尔二世骑马射狮之形象十分相似。此件织锦是波斯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随着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

　　狮子舞：舞戏结合 善恶相依

　　唐朝时的太平乐，即五色狮子舞传入新罗以后，与假面戏结合，形成了狮子契。各衣五色的五方狮子转化为一方狮子衣五色，现存的有狮子舞的假面戏，有海西的凤山假面戏、康翎假面戏、殷栗假面戏、岭南的水营野游、统营五广大、河回别神祭等。

　　朝鲜半岛咸镜南道北青地方有狮子契，是从新罗时代传承下来的。狮子的身体由五色布缝制，由二人钻进去舞弄，还有一个叫“上佐”的小和尚在前面逗弄。

　　狮子神乐在日本极为盛行，常用于祭典和庆典。有一人狮舞、二人狮舞、多人狮舞等，头戴作为神化身的狮子头面具，到各村镇、街道巡游，以示驱逐恶魔和降伏火灾。但日本对狮子形象的认识也有不同，如在日本的新野雪祭中，认为狮子也有坏的一面，只有改掉坏的方面，才能利用它“驱鬼逐疫”为人类造福，所以为驯服狮子设立了武士“镇”，引导其“镇散恶灵”。同时，还给狮子设立了保护神——老虎，并出现了用老虎取代狮子的情况。

　　传播多途径 用途多样化

　　狮子作为外来物种，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跨文化的流动与变异，由物种转变为带有文化内涵的动物形象，它脱胎于动物原型，在塑造过程中融入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浓烈的民族气息，并具有浓郁的宗教意味。

　　随着希腊文化的产生，狮子形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狮子开始被妖魔化。波斯文化将狮子形象从最高神中剥离出来。印度佛教产生之后，狮子与神结合在一起，成为与宗教和王权最紧密相连的动物，不但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象征动物，也是皇室尊贵和权力的象征，形成了狮神（佛）一体。随着佛教的传播，具有印度风格的、守护在佛座两侧的写实狮子图像，逐渐被中国人所熟悉，并成为佛教造像、建筑门户的经典模式。狮子形象在继承前代装饰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点，在中国经历了从神异化、写实化到本土化的发展过程。

　　狮子形象是随着佛教传入新罗的，因为佛教传入的多途径，也使传入新罗的狮子形象带有了多样性。首先，新罗的佛教最早是通过高句丽传入的，接受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将域外翼狮的形象也带入了新罗，出现了翼狮瓦当；其次，新罗曾多次派僧人赴中国求法，并由此开始了持久的入华求法活动，甚至有僧人还到遥远的印度和印度以西各国取经。赴唐求法的僧侣回国后，都成为新罗各禅宗的祖师，使狮子形象不仅带有印度的原始宗教形态，出现了具有希腊雕刻风格的独特立狮形象，同时也具有了中国本土化后的双狮形态，吐舌的狮子形象越来越罕见，常见的造型只是张口露齿。狮子形象除了表现为陵墓石狮外，还出现在建筑构件、丝织、印染、陶瓷上。在雕塑作品中，朝鲜半岛蹲狮、立狮共同存在，是其一大特色，究其原因，应该与大量九姓胡人迁居朝鲜半岛有关。

　　狮子作为外来的瑞兽形象，被吸纳到中国的文化之中，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典型艺术形象，并以威武吉祥的形象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当地的人们希望用狮子威猛的气势降魔驱邪，护法镇宅，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寺庙、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狮子石灯、石塔、石狮子存在，这与佛教中狮子为圣兽的宗旨是一致的。

　　朝鲜半岛和日本对狮子形象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朝鲜半岛是全盘接受，日本则认为狮子也有坏的一面，只有改掉坏的方面，才能利用它“驱鬼逐疫”为人类造福。

　　狮子形象在跨文化的流动与变异中体现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这与它流动传播的载体——佛教是密不可分的。从新罗狮子形象的变化，可以看出其所蕴含的希腊雕刻艺术受到了来自中国、波斯、希腊、印度等不同文明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