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思想研究自20世纪早期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发其端，后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显学之一。自清中期江藩、方东树二人开启“汉宋之争”的学术范式之后，关于戴震的思想研究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汉宋之争”的思想模式，只是对垒双方的思想内容与形式改变了而已。晚清之际，章太炎较早从同情的角度发掘戴震思想中的积极内容，对于戴震哲学的人民性内容予以极大的表彰。梁启超、胡适二人则着重表彰戴震“反理学”的思想内容，梁氏肯定戴震对宋明理学中约束人性一面的批判而开创了“情感哲学转向”，胡氏则认为戴震哲学摆脱了宋明理学中半宗教半玄学的内容而蕴含了科学精神。王国维对于戴震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早期肯定戴震哲学中的“理”论，并认定清朝三百年的哲学著作中，戴震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最有价值。但后来在涉及戴震《水经注》研究的问题上，对于戴震在做人方面所表现出的“气矜”大不以为然，并由此降低了对其在思想上所取得成就的评价。钱穆以历史学家惯有的思维，仔细考察了戴震学术思想的来源，对于戴震之于江永并上达朱子学的学术、思想的继承关系，给予了极其精细的考辨，并以朱子学“在即凡天下之物而格”的广泛“格物”思想为标准，对于戴震仅仅“格得六经上的名物”的狭隘“格物”精神极为不满，认为戴震“仍是汉学家精神也”。
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先生对于戴震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扬弃胡适和钱穆二人的研究成果，尝试给出比较中肯的评价。但侯先生本人却以王夫之的哲学为标准，对于戴震思想的特质并未能给出同情的理解，整体上对于戴震思想的成就评价过低。20世纪50年代以后，戴震思想研究的主流范式是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话语形式下展开的，对于其哲学中“气论”思想的唯物主义性质给予了肯定，对其认识论中所表现出的形而上学思想给予了批评，而对其社会思想中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命题所蕴含的人民性与早期启蒙思想性质给予了大力表彰。20世纪90年代以后，少数学者尝试引进现代西方的语言思想，对于戴震及其所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开创的中国式的语言思想及其方法，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创了戴震哲学研究的新面向。少数学者亦尝试引入哲学解释学的视野，对于戴震以语言学为路径的哲学解释学的特征，作出了初步的探索。但这一研究路径还处在试验之中，在学术界还未被较为广泛地接受。
要言之，伴随着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广泛接触，西方学术思想被大量引入中国学术界，对于戴震思想的研究也拓展出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基本上跳出了清代后期形成的“汉宋之争”的学术范式影响。面对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丰厚学术遗产，当代戴震思想研究将如何展开自己新的学术方向，并能较为真切地把握戴震思想所取得的成就？因其时代的限制，戴震思想中的误区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都需要做出新的探索。
戴震思想研究中的探索与反思
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所有思想研究都有自己或明或暗的学术“前见”。研究者所具有的学术“前见”一方面会遮蔽一些视野，另一方面也会表现出某种“前见”观照下的深刻性与合理性。但如何避免将某种哲学“前见”当作一种评判的标准来裁量戴震思想的高低、得失、成就，则又是我们在当代戴震思想研究中所应当避免的学术方法误区。一些研究程朱理学且因之对程朱理学有理论之同情与认同的学者，往往会从程朱理学抽象的形上学角度来批评戴震的哲学形上学成就，对于戴震批评程朱理学恶劣的社会效果——“以理杀人”的论述不以为然，进而批评戴震的哲学才真正开创了“以礼杀人”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出于护教的立场，而且还有一种深文周纳的意味。
近30年来，国内儒学研究呈现出全面推扩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研究，且高度深化与细化二者的趋势，而有关戴震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冷清的状态。概观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少量相关著作与论文，有可喜的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就可喜的一面来看，对于戴震的语言思想、解释学思想的研究有所推进，像李畅然的《戴震〈原善〉表微》一书（2014年）比较深入、细致地揭示了戴震哲学文本中以《原善》为中心而表现出的思想前后之变化，并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于戴震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思想做出了极富新意的探究，其中胜义迭出，有新人耳目之感。徐道彬的《戴震考据学研究》一书（2007年），则比较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录、辨伪之学，虽然不以研究戴震思想见长，但通过对戴震学术思想的全面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戴震的思想。
令人担忧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问题意识比较陈旧，老调重弹。主要原因是一些研究戴震思想的学人，对于近几十年来有关戴震研究的新进展缺乏基本了解，所关注的前贤研究成果往往还是梁启超、钱穆等人的相关论述，甚至对同时期胡适的研究成果也没有仔细研读。近几十年来国内及海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亦不在一些新论文的视野之内。其二是对于戴震的哲学文献了解比较少，往往仅限于几本最具名气的著作（如《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而对于其书信中大量有关哲学研究方法的材料基本上不太了解。其三，对戴震的思想文献往往作“共时性”的理解，对于思想的前后发展、表述差异缺乏基本的了解。其四，少数学者存在“护教”意识，由于自己偏爱程朱理学，出于维护程朱理学的立场而批评戴震的哲学方法。有些人出于对钱穆的偏爱，对于钱穆的戴震思想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贬戴”思想倾向几乎毫无觉察，往往将钱穆有关戴震思想的评价拿过来直接运用，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研究结论。这就不太合乎现代人文学的学术研究要求了。
当下戴震思想研究的新方向
在戴震诞辰三百周年之际，如何更好地开展戴震研究，应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着眼。其一，深入细致地总结近百年来戴震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尤其要切实反思各种研究范式（或学术进路）的得失，如“汉宋之争”“早期启蒙说”“唯物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论述。只有对这些论述予以比较中肯的学术评价，吸收其合理的思想内核，扬弃其中的不足，才能真正地夯实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学术根基。其二，在新近出版的《戴震年谱长编》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细致地梳理出《戴震全书》中主要学术、思想文献的时间编年，最好能编出“戴震学术思想论著编年”，让后来者更加准确地把握戴震思想变化、发展的轨迹。其三，深入戴震思想的内在概念体系，并对其主要哲学概念的形成时间、表述变化、学术渊源等进行梳理，进而更为真切地把握其思想的结构。目前，学术界有关戴震哲学的面目刻画其实并未取得共识。对于其思想究竟是新义理学、新道论还是分理说，并没有准确的答案。如何准确地刻画出戴震哲学的整体面貌，是当前戴震思想研究极其重要的问题。其四，应当在更加广阔的比较哲学视野里，考察戴震的思想与其同时代欧洲哲学家、东亚哲学家的思想异同，及其所关注的思想问题对于当今人类社会诸问题之讨论可能具有的启迪意义。
此外，对于戴震思想局限性的认识，以及在近百年戴震学术思想研究中遇到的极富争议的问题，也需要提供新的史料，予以进一步的澄清，或给出更为平实的解释。学术界有一些人喜欢从道德与人格的角度来批评戴震，但很少注意并揭示他在“西学中源”的大问题上附和康熙以降的“西学中源”说，以及对整个清代自然科学史研究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四库馆臣，又被乾隆皇帝赐为同进士出身，为保持政治正确性，戴震接受并认真地论证了“西学中源”的观点，与他同时代的钱大昕亦如此。在此问题上，戴震所表现出的思想局限性，既是他个人的，也是传统学术的共性。但戴震在他平生最大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却又表现出极大的思想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并正面批评官方支持的程朱理学在伦理学的理论上包含“以理杀人”的理论倾向，提出了“以情絜情”“而无不得其平”、使天下之人皆能“达情遂欲”而王道备的新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在乾嘉考据学这样一个缺少思想光芒的时代，戴震体现了传统儒家士人正直的精神品格与为民请命的高尚情怀。
戴震是雍乾时期的一个儒家读书人，其人格中包含“狂者”精神和“狷者”态度。他本人也不是圣贤，而只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儒家士人，因此对其人生中一些不尽如人意之事也不必以道德上的完人去要求他。作为特殊时代的历史人物，我们主要看他的思想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样的新价值与新内容，而不必将他的思想与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一一对应。这样，我们也许能更为恰当地评价他在学术与思想方面的贡献。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