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是古人照面的用具，别名“鉴”。从史前到清代，中国青铜镜走过了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两汉时期，铜镜制造业空前繁荣，铸造工艺与表现手法都达到了新的阶段。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博局纹镜、神兽镜等镜类风行一时，为世人所珍。汉镜背后刻镂的图案与铭文，也向今人展现了一个缤纷浪漫的奇幻世界，它交织着传说与史实，涉及早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尚等方方面面，正所谓“小铜镜，大文章”。
填补阜阳汉镜研究空白
近年来，随着《六安出土铜镜》《皖江汉魏铜镜选粹》《淮南市博物馆藏镜》《蚌埠市博物馆铜镜集萃》《安徽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六安双龙墓地出土铜镜年代再研究》等一批安徽地区性铜镜论著的相继面世，不仅使铜镜的地域性研究得以不断深化，也为有关学者和铜镜爱好者系统了解安徽境内古代铜镜遗存的面貌提供了不少便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阜阳作为安徽乃至周边地区重要的汉镜出土地之一，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相关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也十分薄弱，这与阜阳汉镜的重要地位显然是极不相称的。杨玉彬的新作《阜阳汉代铜镜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阜阳汉镜》），就是填补这一空白的突出成果。
《阜阳汉镜》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在年代学、类型学上颇为用功，而且在各种镜类本身的演变序列、名称内涵、时代差异等方面都有所细化、深化。该书所涉及的资料来源囊括经史子集、今人著述、博硕士论文、发掘报告、各大图录等达两百余条，还吸纳了冈村秀典、石川三佐男、大形彻等日本学者的著述，不仅使得论述更为严谨丰满，更显其功力之深。图像汇释方面则网罗了蟠螭纹、草叶纹、星云纹、柿蒂纹、东王公、西王母、羽人、朱雀、天马、麒麟、九尾狐、灵芝、仙草、车马、博局等近百类之多，基本涵盖了目前常见的汉代铜镜纹饰，进而以图证史，凸显出铜镜图像与历史文本之间关系的复杂与多元。
该书通过横向对比，将阜阳汉镜划归到“淮河流域汉镜群”的范畴，既指出其与以寿县为中心的淮河中下游地区汉镜的颇多共性，又从镜种、直径、重量、铭辞配置及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强调阜阳汉镜自身的鲜明地域特征。其后，从两汉历史发展的长程视角观察，将阜阳汉镜的演变轨迹划分为早期战国镜向两汉镜发展的过渡形态、汉武帝前后的成型与勃兴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发展繁荣期及东汉中晚期标新立异的繁荣鼎盛期四个阶段，使读者有了较为宏观的认识，为更好地把握全书要旨做了铺垫。
在历史情境中发掘潜在价值
《阜阳汉镜》还力图在历史情境中发掘镜铭这一物质性文本的潜在价值。以大量篇幅综合考察了阜阳汉镜铭文中所见的富贵追求、长寿文化、家族伦理观、相思文化、汉代七言诗的形成与演变、汉镜铸造工艺成就、尚方镜铭的发展演变、神仙信仰与升仙不死说、丹阳铜与丹阳镜、新莽王田制改革，并结合独具特色的铭文，就同时代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相关史实，汉代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问题提出了见解。
比如，作者围绕汉代“尚方”工官机构造镜提出了难能可贵的五点“尝试性讨论”。作者认为，尚方工官机构造作的青铜器应要求极高，因此，尚方署出产的镜图“标准模板”应该不会出现图像模糊、配图随意、句子残缺、用字缺省、减笔、反书等低级错误现象。从铸造来源与使用对象看，目前所见的两汉尚方铭文镜大体可分为中央尚方署造作、地方政府工官机构造作的仿品、私营作坊造作的仿品、私营作坊造作的假冒产品。
对于两汉闻名一时的丹阳铜与丹阳镜，陈直、裘士京、张卫东等学者很早就进行过探讨，而《阜阳汉镜》更是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在作者看来，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实行铜器专卖政策，铜镜的产销主要由地方工官机构管理，此期的丹阳铭镜，可能多数为丹阳铜所造。东汉铜禁放开后，流行的丹阳镜多为仿造；两汉流行的丹阳镜，其质量的优劣，并非完全取决于丹阳铜料的好坏，而是与铸镜作坊二次加工、铸造技术水平高低息息相关；阜阳位于南铜北运的枢纽，历史上曾是著名的大型铜料集散地。两汉从南方丹阳郡购置、运输铜料至今淮北地区，是当时铸镜作坊最为节省费用的选择。由此，作者进一步推测目前阜阳出土的“丹阳”铭铜镜可能部分为丹阳铜所铸造的典型镜。
我们注意到，含有政治歌谣铭文的铜镜，亦是新莽时代强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物件之一。《阜阳汉镜》分别论述了两面极富史料价值的新莽铭文镜：反映王田制改革的“井田”铭禽兽博局纹镜为目前新莽镜出土材料中所仅见，反映王莽执政期间兴建辟雍明堂、增建太学宿舍、扩大太学招生规模、处理与北方匈奴的关系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新兴辟雍”铭新莽镜。在作者看来，这两篇镜铭的创作应非出自民间文人或私营铜镜作坊工匠之手，可能是由王莽幕僚儒士创作并有意识的传播，因表达了民众的利益诉求而广为流播，最终为铜镜铸铭所吸纳。
有学者根据皖江流域出土的部分画像镜，推定六安、安庆收藏的画像镜与浙江绍兴出土的画像镜艺术表现手法不是一个风格，应各成体系。而《阜阳汉镜》则根据淮河流域东汉人物画像镜出土地分布不均衡性的特征，运用“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划定了两个集中分布区：一个是淮河近域以寿县为中心的六安、阜阳、信阳一带，即淮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一个是大致沿微山湖东侧分布的鲁西南地区。其中，六安寿县一带是东汉时期淮河流域最大的人物画像镜产地与流播区域。
尽管淮河流域是汉代人物画像镜最早的发祥地，但为什么在东汉一代远不及“绍兴系人物画像镜”那般强势？作者认为，这主要与当时南北两地间的社会生活状况、经济发展繁荣程度存在差异有关。应该说，以上看法均言之有理，执之有据。
推动区域社会史与考古研究发展
《阜阳汉镜》一书为作者多年发表论文的合集，但绎读之后，不难发现，其篇章相参，互为表里，既可前后贯通，所用史料又能相互辅证。众所周知，相较于书写文本，铜镜这类物质文本的阐释难度更大。
作者长期从事皖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发掘中零距离接触了大量铜镜随葬品。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感慨的那样，“推进文物藏品研究的深入开展，一定要补上亲历考古发掘这一课。汉镜的丧葬习俗、汉镜的宗教文化内涵、汉代人寄寓铜镜的特殊精神内涵等问题，只有在考古发掘现场才有深入、真切的体会”。然而，《阜阳汉镜》恰恰在“汉镜丧葬习俗、汉镜的宗教文化内涵、汉代人寄寓铜镜的特殊精神内涵等问题”上罕有涉及，未免遗憾。
铜镜既是作为梳妆照容的生活日用品，更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重要随葬品。汉镜上常有“左龙右虎避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等铭辞，可证汉人随葬的铜镜或为驱鬼辟邪之器。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言：“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长期以来的研究多局限于技术、经济、社会层面上的作为实用生活器具的铜镜，往往忽略在墓葬这一特定情境中铜镜的精神与意识层面的价值所在。而相对于生计方式和经济活动而言，墓葬行为是体现社会观念与象征系统的高度制度化行为，因此，墓葬中青铜镜的质地优劣、放置方式、空间分布恰恰能够揭示社会等级区分、精神表达与文化认知。
总之，《阜阳汉镜》以阜阳出土汉镜资料为主体，长于地域性分析，是一部尝试在研究中寻求突破的重要著作。从学术研究视野与方法论角度来看，该书在严谨而扎实的理论基础上，融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研究，突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笔者深信，这样一部颇见功力的专著出版，必将激发学界对中国古代铜镜史、皖北地区两汉社会生活史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推动区域社会史与考古研究的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