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国理政的战略设计上，党的建设并不局限于党自身的建设，而是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紧密结合。在理论上如何深入认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通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与党建研究的交汇点和元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独特性，“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以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来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

　　讲好中国故事要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相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具体阐述了百年来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进行探索和实践的，这启发我们：要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视野和主线下理解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大政党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同频共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事业的决定性力量：一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被提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可谓对中国语境下政党—国家关系的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这表明，在治国理政的战略设计上，党的建设并不局限于党自身的建设，而是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紧密结合。在理论上如何深入认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通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与党建研究的交汇点和元命题。

　　只有从经验出发，构建起自主性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在“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问题上回应和驳斥诸多误读。屡见不鲜的误读包括：以西方政党概念来裁量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部分”的正常政党。傲慢与偏见的根源在于理论滞后于实践导致的话语权缺失。而以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经验，难免存在削足适履、刻舟求剑的尴尬，造成理论与现实的断裂。特别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成为一级学科的新时代，无论是从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上，还是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现实意义上，构建系统完备有效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话语体系都迫在眉睫、意义重大。在这一领域，政治学与党建学关系密切。

　　从历史比较看中西政党的本体论差异

　　从功能和定位上来说，西方政党往往被视为沟通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政党功能”被定义为“目标制定、利益表达、社会化与动员、精英形成与录用”。《政治科学新手册》更是将“政党体制”放在“政治行为”部分，与选民行为并列，这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党研究的主要关切：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选民投票行为和党派偏好。而比较政治学的政党研究则基本遵循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

　　提炼出政党功能的一般共性是有积极意义的。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兴起的产物，当今世界各国民主政治运作离不开政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权利意识高涨、参与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党如何表达民众意愿、如何进行社会动员、如何遴选和培养政治精英，在具有民主机制的国家中具有极大相通性。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这种高度抽象的现代化理论化约了复杂的历史与结构差异，使政党研究流于疏陋。理论源于实践，西方政党研究源于西方政党的历史。以英国为例，现代政党政治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议会改革和投票权的扩大，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利益的保守党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走出议会，走向大众，以争取选票获得政权为己任，从“派别”逐步演化为具有健全组织系统的现代政党。19世纪60年代以后，工人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一战后其斗争策略逐渐缓和为议会选举和工会斗争。总体而言，正如萨托利所说，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并未参与其民族国家的建立。

　　不同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背景下的政党存在重大差异。美国学者拉帕隆巴拉和韦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由于肩负着领导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除了具有一般政党的基本功能外，还有创造民族认同感、唤醒对政治体系的参与意识、提供政治教育和训练等功能。特别是，当马克思主义政党被纳入研究视野后，政党理论得到了极大拓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控制国家政权，进而争取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建立一个为大多数人提供民主的新型国家，就要依靠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战斗的、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在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党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因此，与作为“部分”代言人的西方政党不同，诞生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双重洪流中的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凝聚社会、组织秩序、建设国家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基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党领导国家建设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理论工作者。要想全面准确地阐释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构建具有自主性和层次性的政党理论体系。其中，党领导国家建设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逻辑，因此也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体系的元命题。

　　从道路上讲，党领导国家建设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现代化遭遇挫败的危机时刻。近代以来，从士大夫到近代军队再到现代政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体经历了多次转换。最终，中国共产党凭借先进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作风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与许多采取西方党争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相对照，中国共产党以党的领导力铸就国家能力，整合国家建设中的冲突与分歧，确保国家和人民最高利益。从这个意义上，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现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政党模式的话语霸权，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制度上讲，党领导国家建设是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通过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先锋队的旗帜作用及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等机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从战略上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根本保证。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治国理政千头万绪的各项工作都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党的建设。这就凸显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对于党的路线、党的事业、党的使命的根本保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彰显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作为强国时代的强党战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并将其置于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地位，可谓贯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桥梁。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加强党的建设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题中之义。至此，由于与国家建设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与互动关系，中国政治逻辑中的“政党”具有诸多不同于西方政党的功能与特质，这无疑对原创性政党理论提出了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国家治理’为范式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6CZZ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