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学科史研究源远流长，采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但以往的研究更强调学科领域的知识产品本身，侧重于研究成果的“学术”而忽略了政治学者的“学人”，较少从代表性政治学者的学术生命历程入手，映射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其实，学科史作为学科的历史，其主体不仅有学术，更应有学人，研究由人构成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学学科史尤其如此。

　　囿于学科的学科史研究

　　钱穆曾说：“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而在既有的学科史研究中，更侧重于研究学者的学术表述及其时代语境，学者的学术生命历程并未作为学科史研究方法。将学术生命历程作为学科史研究方法，对于突破以往学科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局限潜力巨大。

　　单纯的学科史研究，往往以学术本身为出发点，聚焦于理论体系化研究与学科建制化研究，忽略学科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展现完整的学科历史发展路径。在理论体系化研究中，主要以学科内核心概念的理论内涵变迁为研究重点，对学科内部相关学术概念、术语的产生、演变进行研究。在学科建制化研究中，主要包括从事相关研究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学科管理制度、学科评价体系等内容。理论叙事往往立足于学术本身，更多地倾向于学术思想史，忽略学科的发展特性，遗漏外部环境与学术自主性之间的相互博弈及妥协；学科建制化叙事，则聚焦于学科制度体系的变化，虽然触及外部力量对于学科建制的影响，但往往囿于学科本身，研究视野狭窄。

　　因此，学科史研究必须超越学科本身，对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重视。正如埃尔齐纳加（A. Elzinaga）所观察到的，学科发展的声誉控制体系正在与学科本身相脱离，并“更容易受到政府政策与管理政策的外部调节”。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一直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压力，要求其须符合政治和行政决策机构的意图，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市场的压力，如微观电子、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必须依赖相关学科的发展。第一种压力试图使学术研究“政治化”或“社会化”，由此产生“基于外部的管理措施与控制措施知识应用的社会职能化”；第二种压力则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商业化”或“私人化”。如果只聚焦于学科发展本身，忽略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及影响，可能难以完整客观地呈现学科发展史。

　　正如罗斯布拉特（S. Rothblatt）所提醒的，外界对学术研究活动决策的干预程度过大，会逐渐削弱学术界人士的专业知识。事实上，学术自主是学科发展的目标之一，若过于轻易地允许社会和外部压力发挥作用，则可能抑制学术讨论的自由展开。此外，对于学科实行单一的行政管理，也会在实际上限制学术的创造力。而将学者的学术生命历程作为学科史研究方法，将学者的学术生命史作为研究载体，不仅能展现外部环境对学术活动的影响，也能凸显学术界内部对学科发展的作用，体现学术自主性在“行政化”与“市场化”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张力。

　　从学术到学人的方法论转向

　　从狭隘的学科内部跳脱，实现从学术到学人的方法论转向，意味着突出人的主体作用，回到学者生命历程的知识产生过程。选择一位重要的学人作为研究对象，穷尽相关文献，恢复该人物一生所经历的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形成学术生命历程，由此来展现学科史的轨迹与发展。通过学者个人的学术史不仅可以透视其自然的生命史及其学科知识传承，也可以折射出学科形态、学科知识发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变迁，反映出学科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因此，学者个人的学术生命历程研究是考察学科知识传统变化的一个重要路径。

　　学者的学术生命历程与学科本身的发展紧密关联。学术界关于学者与学科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学科先形成，然后制约其追随者，使其成为某类学者（学科社会化观点）。比如休伯（L. Huber）和格里德（C.Greed）等学科史家认为，学科出身和个性特征对于个体早期的研究选择具有巨大影响。一种认为某类学者选择某类学科，并使之产生某些特性（预知论观点）。比如克拉克（B. Clark）认为，基于研究者个人背景和先前经验而形成的学科职业模式，对于之后的研究态度和行为并不重要。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绝对，认为学术生命历程受制于一系列偶然因素，这些因素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近年来关于学习方式及个性特征的讨论，更加佐证了克拉克的观点，即当前的现实状况比任何相对固定的前因更为重要。研究表明，学习方法受制于课程内容、测试方法和教学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无论学者个人的学术生命历程与学科发展史关系如何，其紧密相连的本质无法改变，无论是学科对学者的影响还是相反，都可以把学术生命历程的研究视作学科史研究的方法。

　　透过学者个人的学术生命历程，尤其是学术领袖和学术守门人的学术生命历程，可以直观地反映学科形态、学科知识发展以及学术话语的变迁。可以说，学科研究方向的转变，取决于学科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领袖”的取向类型。而学术守门人，则决定了谁可以进入或应该被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拒之门外，可以说掌握了学科内的权力。惠特利（R. Whitley）指出，“在学术界，权力被看作是权威的附属品”。因为，学术质量的高低是由那些已经成为学界精英的人士来评判的，他们对学科内部评判标准的操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那些希望在其学术生命中取得进展，需要得到承认的学者来说，无疑要遵守这些标准。因此，这些代表性学者的学术生命历程，本身就是学科发展历史的缩影。

　　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现代学科发展，既是知识体系分化的结果，也是教育制度体系设置的产物，都不是纯粹的学术演化过程，必定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透过学人的学术生命历程，审思学科发展的历史，既有学理的可行性，也蕴含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更对学人于学科、学术发展之责任寄予殷切的期许。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