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玄学大兴，其特点是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从经典阐释方法上看，当时十分流行略训诂而重名理，略文句而贵意旨的方式。对言意问题的探讨、对人性终极依据的追寻以及对宇宙深微大道的冥思等，则是魏晋阐释学聚焦的主题。魏初王弼以“得意忘言”方法注解《周易》和《老子》，通过对“言→象→意”三者递进生成关系的剖析，指出要超越言、象的指称而直接去领悟体验圣人之意，即言、象是得意的工具，得意不可拘泥于言、象。该方法的提出影响力巨大，它启示人们超越语言的桎梏去追求经典终极的本真，以致超越形质的羁绊去追求精神的自由。一时间，“得意忘言”成为魏晋学者解读文本的标准范式，亦成为其时阐释学的通则。

　　西晋时，郭象注《庄子》另辟蹊径，主张超越文字而直接会通其内在意义。与“得意忘言”思路之不同在于，他认为语言文字难以传递深奥的思想，故古圣贤在经典著作中往往采用“每寄言以出意”的方法，将自己的意思寄托在看起来无直接关系的话语表达上。所以，读者对经典的阐释，可以忽略语言的一般含义，直接体悟其“弘旨”与“大意”，也就是“寄言出意”。郭象强调要以一种通达的眼光看待《庄子》，只要抓住文本的大概意义，其余细微末节都可存而不论。例如，“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庄子集释·逍遥游》）。“鲲化鹏徙”的寓言是庄子的“寄言”，是读者了解庄子思想的工具，知晓真义后就应该遗忘庄子所寄之言。只要领悟了逍遥游放的道理，就没必要再去考证究意什么是“鹏”、什么是“鲲”。理解庄子“出意”的关键，乃是求取庄子所言事物之“会归”的弘旨。换言之，理解《庄子》不要纠缠于文本中描写的故事是否真实，不要拘泥于书中语言文字的表面意义，那种以知识论的态度去考证经典的做法并不恰当，阐释的重点在于要找到庄子所比拟譬喻的大意，达成“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的效果。

　　立足“寄言出意”，郭象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不顾庄子的原意，以己立论之“需”阐释《庄子》，每逢经典原意与其思想不相合时，均称其为“寄言”而置之不论。特别是遇到《庄子》中批判尧舜禹汤孔子的文字，因其自身想要“会通儒道”，达成自然与名教的共融，故“寄言”总会成为回避问题的最佳“借口”，“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庄子集释·山木注》）。显然，郭象的旨向是借经典阐释为自己思想的表达创造发挥空间，并不着力于原书思想意义的挖掘，其价值亦表现于其释义之异于原意及超出原意处。

　　宋代无著妙总禅师曾言：“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五灯会元》）即“慧者”十分易见，形式上是郭象注《庄子》，但实际上却是郭象借《庄子注》来建立和呈现自己的理论体系（出一己之新意）。于是，“庄子注郭象”一说遂出。以阐释学视角打量，郭象对“寄言出意”的应用，实为对庄子义理进行创造性阐释的依托，虽常曲解《庄子》原意，却借由注解阐明了一套属于郭象个人的哲学理论体系，其已将阐释由关于原典说了些什么的层次推至阐释者的相关创见层次上了。王弼“得意忘言”重在“得意”，郭象“寄言出意”的重点则是“出意”。相对于前者，后者显然给予阐释者以更为广阔的自由话语空间，使之能够进一步突破阐释是对经典和文本原意探究的传统思维局限，让文义引申式的阐释拥有了更多的合法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寄言出意”乃为南宋陆九渊“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阐释思想的先导，对经学发展的影响深刻。

　　中国传统阐释学方法从“得意忘言”到“寄言出意”的转变，背后彰显的是时代主题的变迁。王弼进行学术创作的年代，正值新旧势力争执不下，汉学与玄学初步交锋。“得意忘言”式地解读文本，既可保留传统经学特质，又可高扬“贵无”论基调。与之相比，郭象生活的年代，玄学思想深入人心，对个体绝对自由的追求成为时尚。出于社会责任感，郭象要为士族社会的长治久安设计思想规划，一方面不让专制破坏“自由”，另一方面又不让“自由”过度，导致制度崩溃。他想建立一套以“自生”“独化”为依据，以自性、自治为核心的新哲学，但无法在任何一部传统经典中找到理论支撑。于是，只能以“寄言出意”的方式对《庄子》进行“自我表现式阐释”，以表达心中主张。然而，这存在着一种阐释学风险——“阐释过度”，以致不能揭示原作之意，甚至将阐释变为不尊重经典本义，借注释的形式和机会表达个人观点的门径，从而损伤阐释学自身的价值意义等。

　　无论怎样，借助“寄言出意”，郭象注文虽有改变《庄子》原意之嫌，却向人们展示出一派全新的哲学气象，其理论建构超拔卓越，对丰富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