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图预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将趋势因素与周期因素分开。扩大经济体的生产量能代表了增长，谈到增长，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曾说：“如果某些事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它就会停止。”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的高产能增长率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以及这些要素的组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递减规律是一条铁律。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内政策可以选择拒绝使用外推法和路径依赖转而走上新的路径。本文主要是基于过去的证据，重点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着力点，而其中许多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与生产能力测评。长久以来，中国政府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为目标。可信的目标定位可以增加对市场参与者的指导，因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方法来实现目标。对于正在向更加成熟、拥有较高收入国家迈进的中国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评估未来生产量能的增长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现有人力和物力资本存量进行产品和工艺创新，比仅仅调动更多的资本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样做也可以减轻中央政府以及下级机构实现短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的压力。

　　第二，作为增长动力的消费与投资。中国希望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高质量发展。这符合中国目前的人口和收入水平变化，两方面的变化趋势都提高了对此类服务的需求。然而，这需要比实际情况更高的消费水平的拉动，例如，以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支出增加以及向国外服务进口开放市场，将促进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使其扩展为更广泛的商业和消费服务。服务对于提高经济的组织量能是至关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因此，这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此外，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也将进行就业岗位的深度重新分配，而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能要求不同，这比在制造业内部转移劳动力更耗时。

　　第三，进口替代与出口攻势。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技能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本地含量。为了推进这一目标的达成，中国邀请外资企业投资中国，而非只是向中国出口。据预计，在中国产能超出国内需求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领域（例如电动汽车），其出口将会猛增。如果贸易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持续增长，可能出现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调整。摆脱这种权衡的方法可能是将补贴对象从产品转变为人，即从实物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此外，如果企业仍有可能为了在中国的生产进口重要中间产品，那么中国的出口增加遇到的来自贸易伙伴的阻力，将大大减少。

　　第四，资源调动与资源效率提升。“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政府最近经常使用的一个表述，其具体含义有待进一步探讨。人们会将其定义为利用现有资源禀赋获得更好的福祉，其中包括对环境、住房、健康、社会保障和工作场所组织的预防性使用。员工、投资者和消费者为改善福祉而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可以减少浪费、减少社会冲突、提升责任感，而这些都将促进资源使用效率提升。

　　第五，公有部门与非公有部门对经济的贡献。新冠疫情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公有部门，增强了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作用。疫情结束后，非公有部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推动经济向知识和产品创新的新领域发展。什么商品是有竞争力和可持续的，由消费者决定。中国有许多企业家在社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愿意接受公众和政府的监督。因此，当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时，在与全球供应商竞争方面经验丰富的民营企业家，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公有部门在一般情况下发挥绝对最小化的作用，而是在正常情况下更好地平衡非公有部门和公有部门，同时保证公有部门在危急情况下有效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第六，资本项目宽松与汇率稳定。到目前为止，全球金融危机的震中从未出现在中国。2024年，金融动荡的风险依旧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和汇率下行的压力表明，出口资本对许多人似乎更有吸引力，对这种资本出口进行控制可能会稳定汇率。区分对国外短期投资组合更严格的控制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相对宽松的监管，可能减轻汇率政策的压力，使其能够承受人民币贬值对内需的负面影响。

　　第七，基础设施产能出口与外国贷款整合。自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满足了基础设施缺口需求，也满足了产能出口的供应需求。十多年后，早期收获的果实已经摘下，但也面临一定的挑战。例如，欧盟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其他机构加强了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一样，投资人力资本而非实物资本也成为其他伙伴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迫切需要。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的形成，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也将有助于全球南方实现更高的产能增长。

　　第八，地缘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武器化与捍卫二战后的多边主义。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和欧盟仍将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也是中国资本的重要东道国市场。美国、欧盟和中国是相辅相成的天然贸易伙伴。通过出口限制将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从而危及这种互补结构，与二战后的多边秩序背道而驰。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一直主张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提出了捍卫规则的重要建议，同时宣介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性，包括强大的公有部门以及根据有关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保护新产业的权利。考虑到全球南方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财政支持，而不仅仅是贸易优惠和援助，消除经济相互依赖性武器化的方式将成为多边主义的新内容。

　　疫情结束后，世界各国都在为恢复疫情前的增长水平而进行积极的调整，中国也不例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这种调整增加了新的挑战，中国要更好地处理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配关系。中国为人民带来繁荣生活的事实得到了全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尊重，吸取过往经验将为今后能够和平、成功地应对未来挑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