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概念。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社会批判理论的经典范式之一。福柯的批判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到阐发的，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力角度，揭示了当今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数次演变。这一概念在1974年10月首次出现。福柯在题为“社会医学的诞生”的演讲中说道：“身体是生命政治的现实，而医学是生命政治的策略。”不过，此时生命政治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仍然隶属于福柯从1972年起一直研究的更为宏大的规训权力主题，生命政治之独特性尚未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生命政治的提出意味着福柯逐渐意识到以操纵生命为主要对象的现代权力新配置。

　　第一次改变发生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授课《必须保卫社会》中。在此授课中，福柯明确提出了作为新的“权力机制、技术和工艺”的生命政治概念。正是从这时开始，生命政治以不同于规训的新形象出现。这个时期的生命政治概念，与第二年出版的作品《性经验史》一并成为现今诸多生命政治讨论的基础。它的核心特征在于：（1）生命政治的运作对象是人口的整体层面。福柯强调统计学基础上人口的诸多生物性特征，诸如出生率、死亡率等。他认为这样的权力客体只在群体层面才表现出政治与经济的后果，而在个体层面是难以预测的。（2）生命政治的运转机制是调节而非监视。此种权力以一种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方式，干预整体的平衡，它并不尝试消灭所有安全隐患，而是在规范化的意义上，将一定范围内的波动都看作正常。后来，福柯将这种具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称为安全配置。（3）关于这种权力的目标，福柯做了简短而有力的说明，即让人生不让人死。

　　福柯已然触及了当今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不再直接操纵生死，转而以启蒙话语鼓励人们“快乐地活着”。这看起来是一种进步，但是福柯指出这不过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的深层次控制而已，资本主义的支配形式完成了从显性的自上而下的支配，到深入日常生活的隐性支配的转变。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现实视为异化的再度深化，人们不再能直接发现自己的悲苦状态，而是心甘情愿地拥抱自己的痛苦。不过，福柯的论述没有思考以人口为对象的资本主义的新的治理理性，而是不断强调围绕人口的生物性特征的权力技术，这使他无法进一步深入到这一权力模式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于是，生命政治在此时看起来仍然是传统的主—客体式的支配模型，这与福柯关于权力是力量间的博弈的论述相龃龉。笔者认为，此时的生命政治概念在触及资本主义现实的统治逻辑的同时，也让福柯的理论退回到传统的权力解释之中。

　　针对上述问题，福柯在1977—1978年法兰西学院授课《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对生命政治概念进行了第二次改动。福柯开始正视人口作为政治构造物的特征，并越来越不自觉地向马克思靠拢。虽然此前福柯一直强调马克思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但是直到这一阶段他从马克思那里借鉴的分析方法和概念才变得越来越突出。福柯在这一阶段引入了一个微小但关键的改动，人口具有的特性被称为自然性而非生物性。自然性并不是生物性的简单改写，而是由社会生产塑造出来的“第二自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展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自然的批判，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普遍性，导致人的劳动创造的世界在商品形式的普遍中介中，成为与人对立的、独立的物，具有了看似科学的规律性。也就是说，本来是由人的社会生活决定的社会存在，反过来成为独立于其创造者的自然规律而支配人。人口概念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角度审视这个概念。“人口”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学的重要治理原则，是与18—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个体权利的伸张分不开的。自从1789年《人权宣言》发布以来，每个人心中都埋下了“人生而平等”的种子，这才使得“所有个体是同一且独立的分布”这个社会统计学的根本原则能够被采信。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被历史地确立，基于大数定理的统计学才是可能的。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推论，在西方封建社会中，封建主与农奴甚至无法出现在同一张统计表中。虽然统计学敉平了人与人的质性差异，但是也不能认为统计学笔下的人口完全客观中立，因为对“平均人”生物特性的统计仍需要在“道德人”的意义上得到确认。纯粹的数理数据转化为价值判断，何为正常，何为偏离，背后蕴藏的乃是一个特定时期社会价值的取舍。所以，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与《性经验史》阶段对人口的统计学描绘，需要回溯到一个更深层的语境，统计学只是这一语境的“应用技术”。这一语境就是《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谱系学分析。

　　自1978年的课程开始，福柯逐渐用“治理”取代了生命政治概念。我们应该将之看作一种理论的深化而非断裂。治理强调了生命权力背后的治理理性，此种理性是一种经济理性。福柯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马克思采取了相同起点，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福柯更强调其中的政治维度。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经济过程，福柯则试图揭示在生命政治中资本对生命的全方位占有。在马克思的时代，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延长工作时间，福柯则指出，在当今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无法区分，劳动力不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生命本身的知识、情感以及交流的增殖都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在生命政治中，治理理性通过政治经济学得到确立。

　　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构建了社会中财富与人口的自然性，它将市场看作一个真言化场所。这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将交换永恒化，用真理取代历史，市场“应该说出真的东西……正是市场的真言化这个角色从此仅以间接方式，命令、支配和规定了裁决机制或裁决的缺失，市场必须与这些机制衔接起来”。市场的真理是资本主义治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人口的统计学特征背后隐藏的就是这一真理性，人口的多寡、迁徙以及犯罪率都应围绕市场的价值规律进行衡量。

　　根据这一目标，生命政治的治理方式是一种“节制的治理”。法律的治理原则是越详细越好，生命政治的口号则是越少越好。在当今自由市场的鼓吹者眼中，市场机制是如此自发，以至于人们若想改变它们，就只能损害它们和改变其性质。在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说法，国家应该是市场的“守夜人”。这意味着政府应该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上保持谨慎，只服务于市场出现于其中的科学的、法律的、人口的社会背景。但是，生命政治所倡导的节制的治理并不真正尊重人类全面发展的自由，而只允许特定意识形态中的市场自由、消费自由与政治自由。因此，生命政治的治理在创造自由的时候也配置了更多的干预手段。这是福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地方。他识别出了自由主义下生命政治的界限。政府的干预与自由并不冲突，治理者的干预是为生产自由的权力配置划定框架。它一方面确保特定的自由能够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正如自由主义者口中常说的，自由有其制度基础。生命政治设计了一整套约束制造成本的机制，以防止自由的僭越。这便把通常认为的意识形态问题转变为对具体治理实践、规章制度和组织方式的分析。福柯的权力分析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鼓吹的自由恰恰是其权力配置所在。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福柯则认为，我们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中，恰恰因为我们是自由的。

　　福柯指出，西方政治经济学塑造了资本主义独特的主体性——经济人，这使生命政治的研究重点从权力对人口的支配转变为生命本身的规范性生产问题。经济人以经济理性形塑自己的行动，成为治理与个人接触的中介。生命政治的治理不仅作用于劳动力也直接作用于劳动者的生命。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他投资自己并寻求利益最大化。在这个全新的经济—企业人身上，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变得无法区分，人本身变成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人与社会的企业化实现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的最高理想，经济原则成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生活合理性来源。

　　当代的生命政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治理原则，以看似宽松的方式实现了最大化的治理效果。在福柯看来，当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自由主义正是这一治理实践的最新历史形式。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劳资矛盾十分尖锐地摆在明面，那么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的各种政治安排，则巧妙地掩盖了雇佣劳动中的基本矛盾。它不仅让货物参与进自由竞争之中，也让人的生命成为生产机器，在市场上获取最大利益。福柯对生命政治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支配方式中的政治理性本质。不过，福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存在差距。福柯的权力分析消除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区分，他延续了自己的老师阿尔都塞的做法，将经济、政治、话语等所有因素以一种结构性辩证法结合起来，这虽然很好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历史变动，但是与此同时，却造成批判与解放的脱节，话语分析、权力实践抑或政治理性批判都不能替代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详细分析，上层建筑的结构因果性并不能遮蔽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现象学与法国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