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并逐步迈进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在这些社会变迁过程中，涌现出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当下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如何、社会结构呈现什么特征、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又有什么特点，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因此，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便成为一项重要课题。笔者拟从社会学学科出发，简要介绍社会学者做调查时遵循的方法论和经验实践。
回顾中国社会学史可知，从第一代社会学人如陶孟和开始，就高度重视社会调查。陶孟和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便在北京成立了社会调查所。就社会调查的方法论而言，在中国社会学开创之初便发生过一场关于“通过怎样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争论”，出现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或者叫“社区研究”）两派主张。前者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为代表，后者主要体现在吴文藻和费孝通等力推的“社区研究”中。
按李景汉的定义，“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的材料（包括制表绘图，求得百分比、平均数等项），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他进一步区分了两类社会调查，一类是“纯粹为求得知识性质的社会调查”，另一类是“为社会改善之应用性质的社会调查”。他推崇的是后者。在他看来，社会调查的作用是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社会的各种事实，然后根据事实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的问题。
在调查单位方面，社会调查优先考虑调查一个县，条件不允许就调查县内一部分，比如一个乡或若干个村。确定后便可开展调查，主要包括选点、调查设计、与地方接洽、正式调查、整理资料并撰写报告等步骤。社会调查应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并遵循一套较为严格的程序，且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统计法来完成。在调查时，李景汉力图全面呈现地方社会的综合情况。例如，他在定县的调查就涉及该县的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风俗习惯、信仰、赋税、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等内容。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就是要“调查全县的一切社会情况，发现农村的各种问题”。即便调查单位缩小，他也没有舍弃对“求全”的追求。譬如，他在调查北京郊区农村家庭生活状况时，除通过调查被访家庭的各项支出与收入了解其经济情况外，还附带调查他们的种族、婚姻、居住、健康、教育及文化程度等状况。
与定县调查这类广泛统计社会各个方面的“社会调查”方法不同，燕京学派发展出了“社会学调查”，典型代表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社会学调查又叫“社区研究”。一个社区的边界并不固定，一村一镇、一市一省，甚至一国都可以成为一个“社区”。调查由功能理论作指导。调查开始前，从功能论角度假定所选社区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间相互联系并承担具体功能。据此，社区研究的第一步便是要详尽地刻画某社区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结构。第二步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总结相应模式，从而得到有关社会整体的认识。社区研究同样试图获悉地方的全面状况，但对于何谓“全面”有着不同于“社会调查”学派的理解。根据吴文藻的定义，一个完整的“社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要素：“（一）人民；（二）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这一定义概括了社区研究最基本的调查内容。其中，“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一个社区的物质文化、象征文化（或称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精神文化等都需要研究者去掌握。同时，社区研究尤为注意捕捉社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此外，一项社区研究还应涉及三个维度，即社区的截面（即指定时期内的社区状况）、社区与外部其他社区的联系，以及社区的变迁。
社会学调查派肯定了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在叙述社会实况方面的长处，认为其既利用了地方志资料，记录下民风礼仪、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内容，又注重实地调查，弥补了地方志闭门造车的弊病。但是，他们也指出了这种社会调查的弊端，即只是对静态截面的描摹，未能揭示社会事实背后的动态机理。真正的社会学研究“不但要描写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社区研究”能做到这点。因此，要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需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进行社区研究。社会学调查派还认为，从前许多社会调查都只局限于某一或某些方面，没有说明枯燥数字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要纠正这些弊端，需要进行社区研究，以整体化、系统化的视角去分析。
“社会调查”长于把握社会诸方面的事实，“社区研究”精于理解社会事实的联系与意义，两者各有所长。现在看来，这两个流派的争议实质上就是长期存在于社会（科）学学界内部的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的争议。量化研究虽然能够总体上把握事物数量上的情况，但往往容易流于表面，特别是对事物之间或变量之间的关系认识过于简单化。相较之下，质性研究虽然可以通过具体而微的分析避免前者的弊端，但也面临着基于少数个案的定性判断难以向总体推广的问题。不管如何，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两个流派的主张都秉持着中国知识人的老传统，也是好传统，即经世致用。从实际使用角度看，最好做到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在设计研究计划之前，量化研究实际上是需要以微观具体的质性研究为先导的，研究过程中也可以选择具体个案进行运行机制的质性探索。而质性分析也可以使用量化方法进行特点刻画并对发现的命题进行检验和推广。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相辅相成，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
为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当下社会实际，以实现社会有效治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注重定量、定性的紧密结合外，智能时代的社会调查也要与时俱进，以更好地应对新挑战。比如，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基础上的平台经济等，就不再是传统方法所能完全应对的。所以，要把握智能社会的特点与情况，就必须“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提高科学性和实效性”。用这些技术为传统调查研究赋能。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作为专家和决策者必须脚踏实地。调查不能“走马观花”，甚至“下马观花”也不够，大概需要“下马种花”，即不仅是要去尝梨子的味道，还要研究下梨树，甚至整个果林。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