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项事业“在在需款”的晚清，教育经费的筹措难度可想而知。而晚清因为需要应对西学与西力的不断冲击，兴办新式学堂的必要性与急迫性日益加大。与传统的私塾相比，学堂成为近代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筹建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行为，当然社会力量也很重要。但不管如何兴办，经费是前提，由此切入进行研究，自然可以“新挖”或“重探”许多历史问题，有助于拓展与深化相关学术认知。正因如此，蒋宝麟所著《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引起了广泛关注。

　　第一，从独特视角进行研究。教育财政是晚清重要的社会问题。在爱如生《申报》全文数据库中，以“学堂经费”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共得到1704项结果，而且广告极少，多为新闻消息，由此不难说明当时“学堂经费”牵涉面之广、影响之大。另一方面，教育财政也是晚清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同样以“学堂经费”为关键词，在爱如生《明清实录》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在光绪、宣统时期共出现71次，而且均出自相关奏疏、上谕等。可见，筹措教育经费是晚清一项重要政务。

　　在已取得累累成果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领域，学者的视点多集中在废除科举与社会转型、学堂兴建与人才培养、学制建设与教育转型等方面，相对而言，较少关注晚清办学经费问题，相关研究比较滞后。该书作者在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大学史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与晚清“教育财政”的枢纽性意义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其研究现状非常薄弱，甚至近于空白。不难看出，此项研究体现了作者发现学术问题、把握研究契机的敏锐眼光。

　　该书并非对晚清新式学堂办学经费的系统考察与全面梳理，而是着重研究这一时期教育财政的发端。作者主要考察了清末科举与学堂并立时期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化、科举停废之后传统经费的处置与去向、清末教育财政的形成及其层级、清末财政预算体系中的教育经费编制、京师大学堂与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关系、三江（两江）师范学堂经费引发的省界与学额之争，以及晚清兴学过程中对于公款公产的处置等问题。

　　第二，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教育财政首先是一项政府事业，且侧重于中央政府；其次是政府的一项财政行为，即筹措、划拨、使用相关款项；最后，这些款项的用途是兴办教育事业。循此思路，当可推导出关于教育财政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政府财政”“教育经费”“教育事务”“教育管理”与“教育成效”五个方面，其中尤以前三项为核心。

　　这一思路在该书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全书围绕教育经费的转型问题，从国家财政层面切入，展开论述。晚清在教育转型的同时，伴随着国家财政体系的变更，由此产生了围绕教育财政多重关系的动态交织。这种复杂的立体关系网，在行文论述过程中是很难处理的。作者并没有将该书写成一部晚清的教育财政通史，而是聚焦于“中国近代教育财政的起源”，从不同阶段、用不同事例刻画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关节，从而勾勒出这一时期教育与财政、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政治等关系的多重转型和互动。

　　该书围绕晚清教育财政的“大问题”，从若干“小问题”切入展开讨论，体现了“解决小问题，观照大问题”或曰“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的研究方法。书中的每一章都是一篇专题论文，曾在相应的学术期刊发表。足见就单个问题而言，作者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而这些小问题又围绕着“晚清教育财政的起源”布局，从而使该书的中心议题在若干方面得到了较好的阐释与评说。

　　作为起源阶段的中国近代教育财政，自然存在许多过渡性转化、适应性改造与新生性创制。这些议题若统而论之，难免失于空疏。作者在行文中通过大量实际案例进行叙述，展现了教育转型与财政转型过程中引发的观念之争、权益之争、地方之争，以及机制对抗、派系冲突等，从而使教育史、财政史研究的社会面相得到很好的呈现。

　　第三，较好地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作为一部晚清专题史著作，该书作者在充分发挥其探赜钩沉、考辨评析能力的基础上，将跨学科视野与方法进行了较好的融通性运用。他在进行事实和事理的叙述时，比较注重事件、事情的实态；而在叙述事件、事情之际，又能突出当事人和参与人的活动与诉求，从而使该书多了一份“人文化”色彩。

　　晚清教育界围绕经费的人事纷争，同国家政治变迁与政局特质关系密切，教育体制变革、教育财政建设是国家政治行为的结果之一。以往教育史论著虽然少不了政治与社会史观照，但互融互渗的一体化程度有限。该书作者借助“教育财政”的视角，将教育与国家、社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教育史跨学科研究与书写的良好效果。这种思路也有助于深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例如，书中关于京师大学堂与晚清中央教育管理体系转型及教育财政形成的关系，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与宁、苏、皖、赣等省区的权属之争等专题的论述，就颇多新议新见，有助于拓展读者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史、教育社会史研究的认知视野。

　　该书虽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也有一些不足。该书关注的核心议题“教育财政”是一个专业领域，自有其特定的内容构成与研究范式。尽管该书进行了一些专题考察，在平衡“教育”与“财政”的关系方面着墨颇多，但对“教育财政”本身的剖析，特别是将“教育财政”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讨论较为有限。该书作者在结语中提出了“清末教育财政研究的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与技术”，说明他还在继续思考教育财政史更好的书写方式，期待其后续成果不断推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