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以来，人类社会一直饱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蹂躏。新冠肺炎病毒似一双魔爪把整个社会生活撕开一个裂缝，让人们窥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在这场疫情中，人类社会如何进行伦理选择也影响着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健康与安全。2020年3月，在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大倡议。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在这一公共健康危机时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是理性的呼声，更是人性的召唤。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体，而是在全球团结抗疫伦理共识基础上达成的一个合作体，旨在强调全球健康是一个有机整体。为了彼此的健康，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守望相助、平等相待、相互包容、通力合作和共同受益的共识，并为此付出实际行动。新冠肺炎疫情为这一合作体的形成提供了独特历史机遇。古往今来的人类伦理思想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大体上有四重伦理理论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理论与人民卫生健康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相信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而这个共同体首先必须建立在有生命的个体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生命存在于两种生产关系中——生产和再生产，这两种生产关系也被置于自然和社会关系背景之下，而且必须通过劳动活动来进行，劳动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人们正是为了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而进行劳动活动，形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也可以被视为“生命共同体”。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区分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指出未来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是每个人都获得全面自由解放之后所形成的“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而“虚假的共同体”的特征是宣称代表普遍利益，而事实上仅仅为一部分人利益服务。《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追求的目标不是仅仅代表某些国家、某些阶级、某些群体利益的“虚假的共同体”，而是为了全球健康而形成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健康权利。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也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形成共同体追求自身的生命权利和解放。基于对19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亲自调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恩格斯呼吁英国工人阶级要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单个的、孤立的民族的成员，而是伟大人类大家庭的成员，而且自身利益与全人类利益是一致的；作为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家庭的成员，必须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斗争，努力做“真正符合人这个词的含义的人”。因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理论和人民卫生健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仁爱伦理传统和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仁爱伦理传统和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传统伦理文化基因和资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也在推动这一传统和道德观念本身走向时代和世界，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东方伦理价值观的典范。与西方伦理传统和当代伦理价值观，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和原子主义价值观相比，中国和东方的伦理价值观更重视群体、社会、关系和自然的价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每一个人的理想道德追求，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天人合一”的内在信念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理解中华民族的仁爱伦理传统和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便无法理解中国人民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道德动机，以及胸怀世界，希望“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得到健康保障的初心与实践。在中国伦理文化传统中，儒家伦理富含深厚的生命至上、仁爱生命的精神信念和价值追求，以及深刻的“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意蕴。儒家强调以生为本、以厚生为德，强调仁者与万物一体。例如，原始儒家文献《论语》《孟子》《荀子》以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等，无一例外都强调“仁者爱人”，把天道视为仁爱伦理的本体论基础，而天道的宗旨在于尊重和关怀人与万物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仁政便是以民生为本的德政，所谓 “好生之德以洽民心”，而为了人类和自然能够“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人类社会也必须建立一种伦理秩序，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协和万邦”和万民安乐的共同体理想。因而，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生命是本，天道和人道、仁政和德政都体现出对于民生的关怀。在天地万物中，只有“和”能够让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这意味着生命本身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前提条件，这恰如荀子所说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以及董仲舒所讲的“德莫大于和”“生必和也”“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样也追求以“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

　　生命伦理学对于全球健康和共同道德的讨论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地方性的健康和疾病问题都有可能传播和演变为全球性问题。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有四个经典原则——公正原则、尊重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和仁慈原则。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愈发认识到在各种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面前，谁都无法独善其身。与之相应，生命伦理学在20世纪后半叶也逐渐开拓出一个新维度——以全球性问题和国际合作为焦点的全球生命伦理，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追求全球健康的目标。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需要基于全球生命伦理和共同道德来对全球性健康问题作出批判性回应。一些赞成全球生命伦理和共同道德的学者开始深入讨论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大体上存在五种观点：第一，全球生命伦理和共同道德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文化多样性之间互动的产物，是全球话语与地方实践持续交流互动的结果。第二，人类尊严是全球生命伦理和共同道德的首要原则。例如，在2020年7月召开的“第15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一些学者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讨论“什么是人类的尊严？生命尊严理论如何建构？如何保障每一个生命的尊严？”等问题。美国学者詹姆斯·博勒加德指出，由于科学还原论的影响，人类尊严概念似乎已经陷入低谷，但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唤醒人类去相信“尊严”依旧是一个能够把人类团结起来的重要概念，是一座可以连接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桥梁。第三，全球生命伦理和共同道德属于人权话语，诉诸人权为前者提供了有效实践途径。第四，全球伦理责任是全球生命伦理和共同道德的基础。这里的责任包含尊重人类脆弱性、全球团结、全球合作、全球公正、社会责任、保护后代、保护环境、生物圈和生物多样性等伦理原则。第五，全球生命伦理和共同道德的底线是反对压迫。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呼吁生命伦理学要认识到压迫的隐秘性与不公正性，追问特定的实践和政策是否加剧了现存的压迫模式。由此可见，生命伦理学，尤其是全球生命伦理对于全球健康和共同道德的讨论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伦理理论资源。

　　人类与瘟疫抗争的公共健康伦理精神

　　“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传染病始终是重大威胁。一部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人类同瘟疫斗争的历史。”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始终存在三种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瘟疫一直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续，而公共健康学科在挽救人类生命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公共健康发展史上，人类在抗击瘟疫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无私、勇敢、关爱、团结、奉献等公共健康伦理精神，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伦理理论资源。

　　首先，人类与瘟疫抗争的历史包含着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思想。因而，阐释和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境遇应对瘟疫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选择，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各种不同道德选择如何和谐共处，便可以书写出一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卫生健康共同体形式与瘟疫较量的历史。同时，人们也可以从这部历史提供的正反两方面教训中体会“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以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和个体卫生健康权利的影响，进而通过反观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方式探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与途径。其次，瘟疫不仅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与瘟疫抗争中形成的伦理价值观也影响着人类对于瘟疫的理解，以及为战胜各种瘟疫所做出的努力。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现代人更需要通过公共健康史，学习经验，反思教训，了解公共健康伦理精神如何在危机时刻形成和发展。因为在关键时刻，主宰人类命运和生死抉择的方向盘，正是这些伦理精神。再次，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和伦理体系的历史。例如，人类社会在抗击瘟疫历史中形成的团结、公正、信任与合作概念不仅是全球健康的伦理支柱，也不断地在公正分配医疗资源、减轻贫困人口疾病负担、改善落后卫生条件和防范流行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哲学家丹·比彻姆认为，“公共健康属于伦理领域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于社会中疾病出现的解释，也关系到这一状况的改善。除了工具目的之外，公共健康也涉及整体性的目标，表达了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面对死亡和疾病的承诺”。

　　总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现全球团结抗疫，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纷争，凝聚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共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路径研究”（21&ZD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