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读书风气十分盛行，从帝王“日阅三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59页，以下简称《长编》）到乡童“朝诵暮弦”，（《嘉靖延平府志》卷一《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整个社会表现出浓郁的读书气氛。时人甚至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刘清之：《戒子通录》卷六家颐《教子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3册，第74页）这样的读书风气，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宋代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风气，一方面是由特定社会条件所促成，另一方面也是人为努力的结果。

　　上行下效带动读书

　　宋初最高统治者积极倡导读书，为一代风气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赵匡胤兄弟虽生逢乱世，出身武职，但喜爱读书，并能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作用。在戎马倥偬之时，也从未忘记收集图书和读书。史称宋太祖“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第171页）想必不误。宋太宗则充分认识到了图书在治乱教化中的作用，他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非书籍，何以取法？”(《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六，中华书局影印本)像乃兄一样，他也手不释卷，曾将1000卷的百科全书《太平御览》，一年读遍。宋太祖、宋太宗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也劝导臣僚多读书。史载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940页）宋太祖不但劝导文臣读书，即使对于那些昂昂武将，他也想“尽令读书”，（《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第62页）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导向，无疑刺激了人们的读书热情。

　　为了使人们有书可读，宋太祖、宋太宗还十分重视书籍建设事业，包括收藏、整理、编纂和刊印等方面。宋朝建国之时，国家藏书仅有一万余卷。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已增加到八万余卷。在收藏一定数量图书的基础上，宋初统治者又组织大量文臣儒士对传世之书进行校勘，以提高图书质量，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凡是经过校勘的图书，均立即得到刻版颁行。同时，宋初统治者也积极鼓励文化创作，并组织人力、物力完成一些大部头图书的编纂。宋初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颓靡近百年后名篇巨帙不断涌现的一个高峰时期。宋初统治者的种种努力，有力地带动了社会上的读书风气。

　　科技进步促进读书

　　中国古代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其中印刷术、造纸术与读书活动密切相关。宋代印刷术、造纸术的发展和不断改进，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读书风气的兴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宋初印书尚是雕版印刷，由于技术和各项投入的限制，民间的印刷书籍还不普遍，手工抄写仍然是书籍翻制的重要方式。洪迈说：“国初承五代离乱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容斋随笔》五笔卷七《国初文籍》，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08页）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宋初得到书籍并不容易，这必然制约读书风气的发展。至北宋中期以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逐渐得到推广，而造纸技术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无论是其质量还是生产数量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就使图书的大量翻制成为可能。因此，各种书籍越来越容易获得。景德二年（1005），国子祭酒邢昺曾对真宗说：“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五月戊辰，第1333页）熙宁九年（1076），苏轼也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苏轼文集》卷一一《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59页）

　　宋代著名的官宦世家真定韩氏的发展情况，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进步。在韩氏家族起家人物韩亿读书时，得到书籍和纸张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韩亿“学书无纸，庄门前有大石，就上学字，至晚洗去”。“时世间印板书绝少，多是手写文字”。好不容易借到，要立即手自抄录。而发展至其第二代韩绛等人、第三代韩宗道等人读书时，“印书足备”。（张镃：《仕学规范》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5册，第20页。有些论著将“韩亿”误为“韩琦”，应予更正）各种图书已举手可得。除了韩氏家族自家经济地位的变化因素以外，主要原因就是技术条件的改善。显然，技术条件的巨大改善使更多社会成员加入读书行列，促进了读书风气的兴盛。

　　科举选官刺激读书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对社会读书风气是一种有力刺激。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隋唐至明清时期以文化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手段。它在隋唐时期尚不广泛，而明清又由于走入八股泥坑，不能以才取人。只有宋代是历史上科举取士的黄金时期。而且，宋代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大门几乎面对社会各个阶层敞开。宋人曾说：“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嘉定赤城志》卷三七《仙居令陈密学襄劝学文》，宋元方志丛刊本）宋代科举考试实行糊名法、誊录法、锁院法等一系列防范作弊的措施，“比于前世，最号至公”。（《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劄子》，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716页）

　　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读书求学、登科入仕已经成了社会成员提高地位、改变命运的主要手段，因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读书求学的热情，以至于出现了“家乐教子”（《嘉靖延平府志》卷一《风俗》）、“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饶州风俗》，第683页）的社会现象。

　　教育昌盛保障读书

　　宋代各类学校教育的发达是读书风气兴盛的有力保障。宋王朝建立之时，教育十分萧条，仅有的国子监并无教学活动。宋太祖即位之初，“即诏有司增葺祠宇”，而且“车驾一再临幸焉”，国子监“始聚生徒讲书”（《长编》卷三建隆三年六月辛卯，第68页），开始了教学活动。对于民间原有的各类学校，宋初统治者也加以支持和鼓励。如南昌胡氏宗族所办的华林书斋，宋太宗就曾赐以“御书”，加以鼓励。（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四部丛刊本）

　　在宋代统治者注重教育的基础上，北宋有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即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发起的“庆历兴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元丰兴学”和宋徽宗时期蔡京发起的“崇宁兴学”，因而宋代官办教育十分发达。同时，由社会贤达所开办的书院以及由宗族组织所开办的族塾义学，也堪称昌盛。即使是偏僻的小村庄，也往往设有“冬学”。可见，宋代的学校相当普遍。在“建学独先于天下”的延平府，甚至达到了“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嘉靖延平府志》卷一《风俗》）的程度。如此发达的学校教育，自然成为宋代读书风气长盛不衰的有力保障。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宋代社会环境促成了读书风气的兴盛，而读书风气的兴盛又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可见，赵宋之世文化成就之取得，诚非偶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19ZDA2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