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读物不仅是古代人知识底蕴、文化素养、价值观念的结晶，同时作为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至周边国家和地区。平安时代（794—1192）是日本汉文学史上第一个高潮期，在童蒙读物历史上也是重要的分水岭。童蒙读物的整理与研究，对于把握平安时代文化生成、发展的脉络，探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核心影响力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中国童蒙读物奠定汉文学发展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积极模仿唐代律令制度，《学令》中规定中央官学设明经道、书道、算道等科，接收13岁至16岁的贵族少年学习《周易》《尚书》等。但当时并未设立官方的童蒙教育机构，多通过贵族私学实现。因此，早期的童蒙教育年龄范围边界模糊，童蒙读物记录缺失。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至9世纪后半期为平安时代初期，诞生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三部敕撰汉诗集，是日本汉文学形成、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童蒙读物的记载。
藤原佐世编纂的图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在收录了《论语》《千字文》及相关注本以外，还将《仓颉篇》《急就篇》《开蒙要训》等中国童蒙读物纳入其中。此外，源顺（911—983）撰《和名类聚抄》、具平亲王（964—1009）撰《弘决外典钞》中均可见《仓颉篇》的引用抄录。《急就篇》又称《急就章》，为西汉黄门令史游所撰，采用三言、四言、七言韵语罗列人名、物名，易于记诵。随遣唐使入唐的僧侣空海（774—835）在向嵯峨天皇献书时所作《献杂文表》中也载有“急就章一卷”，很有可能是空海自己的临摹本。
《千字文》《李峤百咏》《蒙求》《和汉朗咏集》是当时常见的童蒙教育用书。初唐诗人李峤的诗作在中唐时期随遣唐使东渡至日本，《李峤百咏》包含其创作的一系列咏物诗，在当时的日本被视为汉诗创作典范，又称《李峤百廿咏》《李峤杂咏》，日本嵯峨天皇（786—842）最著名的书法代表作就是《李峤杂咏残卷》。被视为学习掌故、成语首选的《蒙求》为唐代李瀚所撰，从经史典籍中采撷古人事迹，全书都用四言韵文，每句四字，两句成对。从《宝物集》中收录的谚语“劝学院的麻雀也啭蒙求”，可知平安时代藤原家族的私学机构——劝学院中《蒙求》学习风气之盛。《和汉朗咏集》为藤原公任（966—1041）编纂的分门别类收录汉诗文佳句及和歌的选集，汉诗句多选白居易诗歌。太田晶二郎认为，当时《千字文》《李峤百咏》《蒙求》等中国童蒙读物之所以盛行于日本，主要是由于它们具有三个共同特征：便于学习掌故、成语；每句字数固定且押韵，适合暗诵；原文有注释。这些特征一方面说明儿童主要的学习方式为读诵记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诗文、韵文的推崇。
值得注意的是，与《开蒙要训》同为唐宋之际民间私学教材的《兔园册府》《太公家教》也曾传入日本，可惜囿于资料的限制，难以确认其是否被作为童蒙阶段的教材使用，但这些教材无疑为中文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丰富多彩的童蒙读物为平安时代汉文学的兴盛、成熟打下了基础。
新撰童蒙读物继往开来
9世纪末，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加之以假名为表记方式的和文学蓬勃兴起，日本文化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汉文学进入再昌/中兴、分化/解体期。虽然中国童蒙读物一如既往担纲初级教育，但也出现了《口游》《续千字文》《童蒙颂韵》等日本人撰写的童蒙读物。
《口游》是源为宪（？—1011）编写的歌谣形式的通俗知识读物。除源自中华文化的气象、农业、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外，还收录了用万叶假名记录的日本地理、历史、俗文化知识，因此后世常被用于稽古。源为宪还曾编纂辑录谚语及其出典的《世俗谚文》，其编撰的读物都带有明显的世俗化、本土化特征，体现了当时贵族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与观照。
《续千字文》是三善为康（1049—1139）创作的日本现存最早的“异系千字文”，成书后受到许多日本贵族、文人的称颂。所谓“异系千字文”，是指模仿《千字文》，使用该书所包含的1000个字以外的汉字或者用1000字表现特定内容的作品。三善为康的《续千字文》现仅存742字，与周兴嗣《千字文》相比仅有4字重复，其中不仅融入了历史名人典故，还体现了佛教的部分观点。三善为康还编写了韵书《童蒙颂韵》，旨在传授作诗所必需的韵律知识。《童蒙颂韵》为“略颂”本，仅从《切韵》中摘取2992个平声韵字分列于上平、下平的16个韵部中，四字一句，两句成对，韵字左侧注明字义或汉字读音，右侧标注日语读音，可以说是韵书本土化创作的尝试。
平安时代后期，被称为“往来物”的书信范文集开始作为识字、习字范本流行。“往来物”源于中国的书仪，平安时代末期到明治初期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明治初期之前产生了7000余种“往来物”。现存最早的“往来物”为藤原明衡（？—1066）的《明衡往来》，又称《云州往来》《明衡消息》《云州消息》，该书采用变体汉文的形式辑录了贵族之间、贵族与僧侣之间关于仪式、节日活动的书信200余封。随着社会的发展，后世还出现了《庭训往来》《田舍往来》《商卖往来》等反映武家、农民、商人等不同阶层、不同学科领域实用知识和礼仪制度的“往来物”，成为重要的启蒙读物。另外，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广泛流行于镰仓时代的《实语教》，五言一句，两句相对，虽然并非书信，也常被视为“往来物”。该书勉励幼童读书增智、宣扬儒家思想，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初级教育中仍在延续。
有日本学者认为，平安时代主要的学问习得方式是“抄撮”，这一方式在前述《口游》等平安时代童蒙读物中均有体现。在和歌方面，藤原清辅（1104—1177）撰《和歌初学抄》、藤原范兼（1107—1165）撰《和歌童蒙抄》等，采撷《万叶集》以降和歌集中的和歌，仿照类书分门别类，并大量引用、抄录汉籍进行注释。镰仓时代初期，源光行（1163—1244）“为教幼稚之儿”编纂了《百咏和歌》《蒙求和歌》《乐府和歌》，以《李峤百咏》《蒙求》《白氏文集》中的故事、诗句为题吟咏和歌，并抄录、翻译汉籍进行注释，体现了中国童蒙读物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
平安时代的童蒙读物涵盖识字教育、知识普及、诗文启蒙、德行教化等方面，源自中国的童蒙读物及中华文化的影响一以贯之，奠定了日本童蒙教育的坚固基石。日本童蒙读物的本土化创作，形成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变奏曲，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由此看来，中国童蒙读物在日本的接受研究及其与日本本土化童蒙读物之间的关系，值得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平安时代童蒙读物整理与研究”（18WWC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