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28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市召开。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位学者，围绕中国近代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相关问题展开研讨。

　　第一，行业发展与市场经济。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史研究需把握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才能深入认识其本身的意义、方法与问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荫贵作了题为《市场经济与近代中国：辛亥革命推动的“突变”》的主题报告。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开始的重要节点，从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如推动近代中国经济法律法规建立并形成体系；推动近代大机器制造业迅速成长；推动以铁路和轮船为首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电讯邮政等的发展；推动银行、保险、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结算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框架，并使之初步成型。所以，辛亥革命在经济领域中同样实现了“突变”，并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四位与谈人则从其他角度讨论行业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认为，相较于清末新政时期，民国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具有更加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与人流、物流、资金流支撑，但也存在国家能力不足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讨论了有限责任制与近代中国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有限责任制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的关键经济制度不易在近代中国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历届政府的巧取豪夺令工商界人士感到恐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回顾了晚清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因及具体措施，并探讨了这些举措对市场发育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超群则从市场经济的概念与学术史、辛亥革命带来的影响与变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方向、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与不发展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二，政府与行业发展的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为鹏分析了晚清政府采购制度对汉冶萍公司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晚清政府采购制度虽有向规范化、中央集权化发展的趋势，但仍存在不足。汉冶萍公司的设备购买、产品销售与经营发展战略受这一制度的制约，而其独特实践也为晚清政府采购制度的改良作出了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于广以卷烟、统税和国库券为切入点，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税收、债券和实业发展的深层次关系。他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债券价格的提升依赖金融投机，税收的增加也系利用税级变动。这种重财政而轻发展带来的“自我持续增长”与现代财政国家的逻辑全然不同，反而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崛起，为日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崩溃埋下了伏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云飞和副教授皇甫秋实聚焦战后初期中美两国政府与企业围绕中国进口美国烟叶的多方博弈，认为相较美国政府与烟草行业的紧密联系，战后中国政商所呈现的是卷烟业、烟叶业以及多种不同势力间的复杂博弈，这展现出两国政府不同的政策偏好与政商关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郑小红梳理了20世纪初福建茶业管理机构从商办到官办的演进过程，认为在1938年全国茶业统制政策实施前，福建省政府就以茶叶检查的名义管控茶叶仓储，并以此为基础逐渐介入茶业金融，步步为营地朝着统制茶叶的方向发展。

　　第三，具体行业的发展与演变。近代以来，中国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是传统行业出现新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新兴行业的出现。各行业自身的生成与发展也有其独特规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刁莉梳理了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历程，并指出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并没有造成本地棉产品市场的萎缩，反而促进武汉及其腹地在斯密分工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使城乡之间的产业联动进一步加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强探讨了近代上海机器面粉业原料结构的转变过程，并指出近代洋麦、洋棉作为原料大量进口与消费，是近代民族工业脱离本国农业生产、过度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畸形发展的缩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严鹏以中国机床工具工业早期技术追赶过程为案例，分析总结了高精度精密机床实现从无到有的过程、原因及其一般机制，认为学习能力、工业文化、外部知识与用户支持，是“卡脖子”产品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因素，这些变量的组合与演化决定着从无到有的可能性。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琰剖析了近代上海电力公司产权变迁的进程及其原委，从中揭示了工部局的主导作用及其身份属性，指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殖民性”本质特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冯希考察了近代中国橡胶轮胎进口状况与结构变迁，认为国内技术落后、原料紧缺、时局不稳、国民政府的软弱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我国近代橡胶工业始终无法实现高端产业线的独立自主。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张鑫聚焦近代化妆行业，从客观认识与人文意象两方面，揭示了中国近代关于化妆独特而丰富的科学与文化内涵。

　　第四，抗日战争与行业发展。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期，战争环境对各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国壮从界定“资源型行业”的价值边界着手，论述其种类及分布情况，进而分析战争资源赋能及其演化情况，并指出大后方资源型行业既是中国与盟国进行经济外交的重要筹码，亦是中国对日进行经济持久战的国防物资的重要供应者，大后方资源型行业涵养了抗战经济力。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卢征良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个案，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统制的措施及其影响，认为重庆国民政府对重要工业企业和工业物资实行统制，保证了最急需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佩禧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例，分析了战时非常态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的三种生存策略，即同业联营、分散经营和参与战时火柴专卖。

　　中国近代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是在朱荫贵教授的倡导下由一群有志于从事近代行业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共同发起的，旨在为行业史研究者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行业史研究走向深入。本届研讨会议题丰富，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展现了行业史研究的新进展。在会议总结环节，朱荫贵认为，行业史研究既要呈现该行业发展的特征和方向，也要揭示其发展的激励与制约因素，明晰行业的代表性以及行业发展对于整体经济成长的意义。他勉励与会青年学者，要传承严中平等前辈学者“破四就”“立四新”的研究标准，将行业史研究推向新高度。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柯伟明感谢各位学者的参与和支持，并期待行业史研讨会能够继续办下去，推动中国近代行业史研究新发展。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